杜叢新

　　“管辦分離”方案的推出，是中國職業足球，乃至中國職業體育改革的重大歷史事件，是中國職業足球經歷了“反黑”事件後比較實質性的改革，是邁向與世界職業足球接軌里程中的重要一步，但同時也為今後與世界職業足球管理體制全面接軌設置了障礙。

　　也許是考慮到日本足球取得的優異成績，改革阻力比較小等因素，該方案在很大程度上借鑒了日本職業足球管理模式。與日本職業足球聯盟的治理結構相比，兩者相同的有兩條：一是都有特邀專家代表擔任執委；二是聯賽管理機構同時管理兩個級別的聯賽。所不同的是，日本的J聯盟實際控制權屬於俱樂部，在20人組成的J聯盟理事會中，日本足球協會代表共3人，佔比只有15%；而在中國足球職業聯賽理事會中，地方足球協會4人，中超公司1人，因為其與中國足協的上下級關係，可以視作中國足協的一致行動人，因此足協實際擁有42.1%的投票權。J聯盟理事會中俱樂部理事8人，擁有40.0%投票權；中國足球職業聯賽理事會中俱樂部代表7名，擁有36.8%。不難看出，兩者最大的區別是聯賽的實際控制權歸屬，日本屬於俱樂部，中國還是屬於足協。

　　中國職業足球這次改革明顯弱化了中國足協對職業聯賽的干預機制，相對增加了俱樂部在聯賽事務中的話語權，也兼顧了社會、足協、俱樂部等利益相關者利益，是中國足球職業化的一個進步。

　　眾所週知，世界職業足球運動的控制權屬於各個俱樂部。中國職業足球要與世界職業足球接軌，將職業聯賽的實際控制權轉為俱樂部所有，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甚至可以説，《中國足球職業聯賽管辦分離改革方案》還設置了與世界職業足球接軌的制度性障礙。一是《方案》中規定，中國足協對足球職業聯賽理事會的議案擁有否決權；二是根據《方案》規定，理事會是中國足協依據章程特殊設立的、相對獨立的、專門管理我國足球職業聯賽的機構。但是理事會管理聯賽的權力來自中國足協的授權，聯賽的所有權還是中國足協；三是《方案》規定，一般議案以超過半數通過，重大事項以超過2/3通過。如前計算，所有19名執委中，中國足協的一致行動人有8名，其他所有執委即使都成為俱樂部的一致行動人，其投票權也只有11票，佔57.9%的投票權，離2/3還有不小的差距，也就是説，類似于增加俱樂部及其一致行動人執委比例等提案根本無法得到通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