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道,上海靜安區原區長張仁良、原副區長徐孫慶均已復出。2010年11月15日,上海靜安區一棟居民樓發生大火,58人死亡,張仁良和徐孫慶隨後被免職。

　　幾乎所有被問責的官員再度出山,其合法性都會遭到媒體和公眾的拷問。在官員問責制度化之後,無論是公眾在事發時要求問責問題官員,還是官員在復出時遭質疑,都是權利意識和監督意識進步的表現。

　　但是,官員問責應該像執法一樣,必須公正量刑,不能過輕也不宜過重。只有遵循合理合法的問責程序,讓問責力度與被問責者承擔的責任相匹配,才能做到心服口服。畢竟,問責的終極目的不是將某個具體的人“開除官籍”,而是維護基本的行政倫理。

　　問責制度的本質,在於對公權力進行監督,以及對過失權力進行責任追究,進而體現責任政府的原則,在整個社會中形成一種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違法受追究的行政倫理氛圍。以問責制來維護行政倫理,也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官員因對某起公共事件負有間接責任被免職,與因瀆職違紀而被免職或撤職,並不是一碼事,理應區別對待。

　　在上海靜安區大火事件中,原區長張仁良、原副區長徐孫慶確實負有一定的“領導責任”,但這種責任並非導致事故發生的“直接責任”。在被免職一年之後,依據《關於實行黨政領導幹部問責的暫行規定》,張仁良和徐孫慶重獲任用,在時間和程序上並不逾矩。

　　在公開、透明、公正的前提下,讓一些確有領導才能的官員重新走上合適的新崗位,其實是一種進步。如果曾經的問題官員能從公共事件中吸取教訓,進而提升自己的官德官品,未嘗不是百姓之福。

　　無論是官員問責,還是官員復出,都不應該由“人”決定,而應該用“制度”説話。官員所受處罰的嚴厲程度,應當取決於自身所負責任的大小。對於那些承擔了責任以後復出的官員,只要合乎相關的制度規範,就應該以必要的寬容,給他們一個改過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