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川夫

　　2月6日，財政部在其網站上發文表示，目前“小金庫”易發多發勢頭得到了明顯遏制。三年來全國共發現“小金庫”60722個、涉及金額315.86億元，責任追究10429人。其中，2011年，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發現的“小金庫”數量及金額比2009年分別下降了82.7%、88.3%。(2月7日《新京報》)

　　“小金庫”雖然有一個小字，但其危害早已不能用一個“小”字來形容。它不僅傷及國家和集體以及人民的利益，而且極易滋生腐敗，侵蝕公僕原本良性的肌體，與黨中央和國務院要求的廉政建設及反腐敗工作逆向而行。這給防腐、反腐及廉政建設工作者一個啟示，任何靠職業操守和道德自醒去自報問題的作法，是靠不住的。實際上，中央已多次下文嚴治“小金庫”頑疾，就在去年，中紀委、監察部、財政部、審計署便聯合發文，專項治理“小金庫”問題，但效果一直不佳。

　　有人或許會將“小金庫”數量與金額的這份下降比例當成一份不錯的廉政建設的成績，我卻不以為然，這恰恰説明了當前治理“小金庫”的形勢是多麼嚴峻。不知這筆數字是財政部、審計機構的主動出擊，還是各地官員在風聲看緊的情況下被動上報，反正已經讓人感受到有關方面在治理這一頑疾上，依然缺失一種更為有力的法律機制，仍缺失一種行之有效的防止這一頑疾復發的制度保障。

　　這再次印證了一個道理，公共機構的人事權與財政權一旦沒有得到無處不在、無時不在的監督，那幾乎是無以爭辯地會運行扭曲。雖然《行政許可法》、《行政處罰法》在我國已頒布實施多年，各地也對於行政亂收費出臺了相應規定，可以説是汗牛充棟了。但這些制度規定僅僅停留在沒收、罰款、黨紀政紀處分的層面，沒有更為嚴厲的究責措施。這般“寬鬆”的處理究責環境下，是難免行政服務思維的主觀錯位的。那麼“蓋章收錢”現象便會頻現，公共職能型部門於是便“自變”為經營型部門，不斷將他們的“小金庫”做大。

　　這樣，一年復一年，公民就只能聆聽審計部門在全國及各地人大的報告席上朗讀“違規違法財政金”的驚人賬單，而這些公共機構大不了在會上將頭稍埋低一會兒，散會後，即便外面輿情洶洶，也無法動其筋骨、掉其烏紗，各大機關事業單位照常可以繼續經營自己的“小金庫”。這樣反復下去，使得相關小金庫有變“大金庫”之勢。而打開“小金庫”的權力，也逐漸成為機關單位“一把手”獨享的一種特權。

　　是該拉高私設“小金庫”的違法違規成本了，別等著明年此時又來一次“審計和曝光小金庫”的習慣性震撼；是該引發財政金監管的國家思索了，儘快找準公權運行中的按權“分配”的灰色特權思維，廓清權力邊界，嚴管公權私用，只有這樣才能徹底堵住金庫的源頭，從根本上抑制公權機構打造“小金庫”的衝動。(四川新聞網太陽鳥時評)

　　(來源:四川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