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環衛工許服英清掃路面時發現一個手提包，裏面裝有3300元現金等物品。她沿路尋找失主，先後有十余人圍觀冒領，甚至有男子還伸手過來試圖翻袋子。許服英擔心被搶聯絡到了城管局，最終在城管局的幫助下，聯絡到了手提包的正宗失主。(詳見2月6日《武漢晚報》)

　　一個遺失的手提包，居然能讓十多人現出人性醜惡的一面，當今社會因為過度拜金而導致道德良心之淪落由此可見一斑。令人欣慰的是，在這個社會的底層，還有這麼一群人，仍苦苦地堅守著社會道德的底線，他們助人為樂，卻不求回報。雖然他們弘揚道德的聲音非常微弱，卻可能是這個社會美德回歸的火種。就像許服英，其丈夫在紙坊打工，孩子還在讀高三。3300元相當於許服英3個月的工資收入，但許服英説：“別説3300元，就是33000元，我也不會拿！”

　　無獨有偶，姚珍修是靈山縣人民法院的一名普通清潔女工，她每個月的收入微薄。2011年12月12日上午10時許，她在自己的責任區打掃衛生時，撿到了一個錢包，內有數千元錢，要知道，這比她幾個月的薪水還多，在周圍沒有任何人的情況下，她馬上呼叫正在一樓電梯口內值班的法警勞陽和李好，叫兩人過來一起當面見證拾錢的經過，隨後姚珍修和兩名法警將拾到的錢包一事向院領導進行了彙報，並上交到了法院紀檢組。由法院通過多種方式尋找失主。

　　筆者在百度搜索了一番，發現近年來清潔工、打工者等經濟困難群體拾金不昧之事可謂多如牛毛。這個群體，每天都默默無聞地做著大量善事，他們才是社會道德主要的踐行者和捍衛者，保護他們的美德，才能保護整個社會的道德根基。

　　自古以來，富貴者稱賢之事可謂不勝枚舉，但平民百姓卻罕見道德模範。為何呢？司馬遷有著精闢的見解，那就是“富貴者們憑藉較高的社會地位，擁有各種優質的社會資源，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就像當今的富人，只要為社會捐款扶貧，往往就會引起社會廣泛關注。但是，富人的數量畢竟有限，富人們的道德善舉也很有限，他們所做的善舉基本都以捐錢為主，但更多的善舉卻不是金錢能解決的，而需要個體的力量，比如扶起跌倒的老人。何況，近幾年來，越來越多的富人已被證實財富取之無道，名不正則言不順，他們不僅失去了道德楷模的地位，還極大地破壞了社會道德氛圍。因此，平頭百姓的善舉才能當之無愧地扛起對弘揚社會美德的大旗。這或許也是媒體近年來越來越關注底層社會善舉的一大主要原因吧。

　　其實，要讓道德之光普照亦非難事。人性本善，無論貴賤。人們如果不是顧慮太多物質利害關係，都會善善惡惡，正如在小悅悅事件中，那個救人的老阿婆陳賢妹所言：“這不是什麼高尚不高尚，説高尚的那些是假話，因為幫助別人本來就是很平常。”陳賢妹説，“一個人看到別人受苦，如果不幫，自己良心都過不去。在我們農村，你幫我，我幫你，每個人都會幫人的，也不止我一個。”

　　對於任何人來説，只要有心行善，“勿以善小而不為”，便可迅速在社會上形成一種積德行善的良好氛圍。適當的時候，由政府部門出面，大肆表彰善舉，批評不德行為，從而樹立統一的社會道德觀。

　　在這個利益競爭紛繁複雜的年代，要想切實有效地弘揚美德，請從保護社會底層的美德開始吧，讓他們不再因行善而感到孤單，乃至於擔心撿到手裏的財物會遭明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