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20日，是南京大學、東南大學、南京師範大學及江蘇其他高校總共9所高校的110週年校慶。1949年前，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叫“國立中央大學”。這次校慶之所以能進入公眾視野，並非這層淵源，而是由於南京大學“別出心裁”地提出了不以政治地位與行政級別作為校友聚會的指標，而是以年齡來排座次。

　　這個消息由南京大學官方微博發出，在網絡上引起廣泛討論。直接拿來對比的，自然是“兩會”級別的清華大學百年校慶，還有晚近在網上流傳的“萬元一條”的名煙事件。

　　最近因為口無遮攔挑起眾多紛爭的北大某東的博客上，也有這方面的言論。某少年得志的北大校友———算某東的師兄———回學校聚會。領導説了，北大向來不重官位，只按年資，但某校友級別太高，可以坐第三排。某東講起這條掌故，是炫耀所在組織的獨立風骨，而我看到的是矯情與偽飾。

　　在日常語境中，包括校慶在內的所有組織慶典，都異化為成功人士的“峰會”、得志男生在心儀女生面前的顯擺、不學有術的學生在老師面前集中找會場子。所以北京某大學的教授説了，畢業多少年後你要沒有4000萬就別回母校。所以某個院繫領導也對我們説過，我們係畢業的最成功和最不成功的人他都見過，他舉了當時還很風光半年後即落馬的高官作為“成功”例子，引得學生譁然：沒有廳級以上不算校友的。試問在這種絲毫不具備正義感與正當性的“富貴”與“成功”心態下，如何能有真正的大學？又如何讓學生對學校産生向心力？

　　這次南京大學的校慶理念，從文本上看來，無疑是對此前慶典乃至整個教育文化的一種批判，也間接回應了“大學去行政化”的思潮。包括我在內的一些意見認為，還要看學校的具體實踐。但在另一層面，能在輿論層面這樣表達，也是富於建設性的實踐。

　　在另一層面，要從權力與財富的維度出發的話，南京大學無疑不如北京、上海以及東北許多名校，這或者是“地緣政治”的中國體現。我在南大讀研究生時，便聽當時校長蔣樹聲教授對院繫領導説，我在頂層沒有任何人脈，全靠大家的學術了。當然同為校友的蔣校長後來做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屬國家領導。但南京大學這麼多年出名的不是校友，而是論文。

　　還有一點意見，大學固然不能以權力為本位，年齡也只是參照，最需要尊重德性與學問，尤其是那些能為精神水準每況愈下的中國知識人掙得榮譽與尊嚴的人。説這話時，我想到兩位相識而鬱鬱以終的前輩：一位是劉敬坤先生，中央大學歷史系1947年畢業生，一生坎坷而胸襟光明；一位是不久前永歸道山的高華老師，他為南京大學“誠樸雄偉、勵學敦行”傳統的賡續，添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這些才是校慶，還有日常生活，最值得緬懷的！

　　（作者為中山大學文史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