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一年中，光明網評論員曾在數篇文章中呼籲在公共財政預算中取消“三公”經費的設項，從財政來源上徹底斷絕公款招待（吃喝）、公款出境（旅遊“考察”）和公款（待遇型）用車的經費，以還原公共財政的本來面目。

　　今天媒體的一則報道，從事實的角度再次説明了取消“三公”經費乃是一件不可緩行、不容緩行的事情。《中國經濟週刊》的一篇調查性報道稱，現今中國禮品市場的營銷額度已達到8000億元人民幣的規模。據研究機構應用國家統計局、商務部以及行業性數據所得出的研究結果表明，在8000億元的禮品市場中，團體的年禮品需求在2629億元左右。即使是個體禮品需求，“為此埋單者，大多是富裕階層，而他們的目的，往往是打通權力網絡”。

　　由財政款項來“合理合法”地為官員的吃喝遊玩和個人生活待遇“埋單”，這樣的支出，與公共財政的原則絲毫不沾邊。財政款項，一分一厘都來自納稅人的口袋，除去必要的服務費用（政府公務員法定工資福利、辦公費用）之外，其用途全應在促進社會全體成員的福利上面。並且，公共財政的設項與支出，都須經過納稅人或其代表的同意。由是，“三公”經費在財政支出項目上的存在，無異是現代國家權力的“刺字”，實為公共財政的羞恥。

　　“三公”經費支出在財政上的長期存在，不僅讓人們對官與民各自的權利義務界定與界限産生了麻木和模糊，更讓本應通行於世的常識和公理髮生了傾斜乃至傾覆。例如，在中國建立校車制度，據説需要6000億元人民幣，這“點”錢，不論按照“三公”經費的規模來説，還是按照禮品市場的年經銷額來講，都不是一個大數字。然而，就是在如此明顯的對比下，硬是有“國情説”來推三阻四要遲滯校車制度的建立。顯然，即使禮品市場的年營銷額度不再上漲，以8000億元的規模計，切去2629億的“團體”需求，把這個款項用於建立校車制度，那麼，只需兩年多，蔭及中國人子孫後代的校車制度就可以建立起來。

　　在此，“國情説”實是羞辱普通中國公眾認知水平的一個説法。如果説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建立校車制度不符合中國國情的話，那麼，難道如此大規模的、長期存在的“三公”經費支出就更符合中國國情？難道8000億元的禮品市場營銷規模和2629億“團體”禮品需求支出就是中國國情的體現？以這樣的“國情”，又如何在青少年中開展愛國主義教育？難道青少年眼見公款維養的豪華小車到處跑，竟然比自己坐上校車更能激發其愛國熱情、産生愛國情懷？

　　再説《中國經濟週刊》的這篇調查性報道，實際上，誰都清楚，以中國絕大多數普通公眾的平均收入水平計，以中國當前的恩格爾系數（食品支出總額佔個人消費支出總額的比重）和通貨膨脹幅度計，普通公眾的購買能力，還遠遠達不到為8000億元的禮品市場做出重大“貢獻”的程度。由此，禮品市場的繁榮，在某種程度上，可謂是一種畸形的繁榮，其繁榮的曲線，也許正與腐敗程度相暗合。

　　當然，在當今中國，按照公共財政的原則取消“三公”經費，不僅有認識上、利益上的阻力，也有操作技術環節的難題。但是，逐步縮小“三公”經費規模，明確縮小幅度，確定取消的時間表，卻是應該完全可以辦到的事情，而這樣的事情，不可緩行，也不應緩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