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山西省某縣委、縣政府倣照大學生村官的做法，面向全國公開招聘100名大專以上學歷、30周歲以內的高校畢業生到該縣的中小企業擔任“企官”，以推動該縣的經濟轉型和發展。這些“企官”與縣政府簽訂聘用合同，由地方財政承擔其工資，同時享受企業的獎金、福利。3年後，可根據個人和企業雙方的意願決定去留，留下來則簽訂企業聘用合同。如果在企業服務滿3年，在縣裏選聘事業單位工作人員時可享受加分待遇。

　　這實際上和貸款補貼、稅費減免、土地出讓金優惠在本質上是一回事，只不過這次搞的是人才補貼。

　　作為地方政府、基層黨組織，是怎麼知道具體的某個企業需要什麼樣的人才？怎麼可能知道什麼樣的人能夠滿足這個具體企業的特定需要？企業需要的人才能夠靠筆試、面試這種方式選拔出來嗎？這些問題似乎並沒有唯一的答案。只有企業自己才知道自己需要什麼樣的人，只有企業自己才可能知道什麼樣的人是它真正需要的。企業需要的經營管理人才只能在企業的經營管理實踐中慢慢成長起來，這些人才的才能也只有在企業的經營管理實踐中才能夠顯露出來，豈是試卷、組織部的幹部或專家能問出來的。我們這個社會管理層的一些人對考試的迷戀已經到了“控”的地步。

　　至於中小企業需要人才而大學生都擠在大城市找不到工作的問題，我們真正應該思考的是如何解決大學生供給過剩和如何激活中國經濟活力、源源不斷地創造出就業崗位的問題。如果上大學的投入和産出極不匹配的問題解決不了，如果地區發展差距擴大的問題解決不了，如果大學生的産量超出了中國經濟能夠吸納的數量，如果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不擺脫依靠投資驅動的模式……大學生失業的問題就不可能解決。即使大學生們在巨大的生存壓力和事業單位聘用時加分政策的感召下蜂擁而至，從資源配置的角度看何嘗不是一種浪費呢？蜂擁而至和人盡其才不是一回事。企業對大學生的“需要”和“需求”也不是一回事，我們都需要豪華轎車，但汽車製造商絕對不會根據這種需要安排生産，因為這不是“需求”。

　　一個地方政府應該如何去推動地方經濟的發展呢？毫無疑問，就是為地方經濟的發展創造一個盡可能良好的環境，盡可能良好的制度環境，而不是直接去刺激地方經濟，直接在微觀層面上進行干預，更不是自己赤膊上陣揠苗助長。

　　怎樣才能算是一個良好的環境呢？我以為，能夠保證企業之間公平競爭的，不論其是什麼所有制；不存在行政壟斷，不論其是否穿著自然壟斷的馬甲；産權和契約能夠得到法律無差別的、穩定的和強有力的保護的，而非根據與地方政府協調能力的大小起伏不定；低稅的、企業家不用去參加沒有沒完沒了的各種檢查評比的經濟環境，才是良好的環境。經濟活動就像是蘑菇，只要環境適合，就自然會生長出來。而現在是管制有餘，管理不足。當干預演變為干擾，就會越管越亂。

　　一些地方的“管理層”，管理地方經濟幾十年了，搞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也30多年了，為什麼還是不得要領？沒有政治領域的改革，管理層的權力得不到“股東”、特別是普通民眾這樣的“散戶們”的制約，管理者怎麼可能學會妥善地管理一方經濟呢？

　　筆者希望，不要再把企官的做法當做經驗去推廣了；2012年，不要再對考試過度迷戀。(衛志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