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充分的説理，才能實現司法權從命令式的“壓服”向理性對話的“説服”轉變，使司法裁判獲得正當性。有了司法公正，輿情喧囂自然歸於平息。

　　19日上午，備受關注的“王秀芝訴許雲鶴（微博）人身損害賠償案”二審落判。天津市第一中級法院駁回了許雲鶴的上訴請求，維持原審判決。這意味著，“好心人”許雲鶴仍要賠償王秀芝各項損失共計108606.34元。

　　“好心人”是許雲鶴的自述，也是輿論為許雲鶴貼上的標簽。作為案外人，我們無法判斷這場引發巨大爭議的“碰撞”是否真實發生過，但輿情的碰撞卻讓我們切身感受到了司法公信的危機。

　　二審的維持原判，能否起到扭轉乾坤的正面作用呢？我不太確定。

　　從報道援引的二審裁判來看，較之一審判決説理更充分，事實和證據的邏輯關聯也更緊密。如，“司法鑒定中心的鑒定結論與事故現場圖、照片、勘驗筆錄、當事人述稱等證據可以形成完整的證據鏈，足以認定王秀芝腿傷係許雲鶴駕車行為所導致，許雲鶴的駕車行為與王秀芝的損害之間存在因果關係。許雲鶴主張王秀芝是自行摔傷，自己是停車救助的理由不能成立。”

　　但在一審判決書中，不説錯漏百齣，也有不少破綻。比如，一審法官認定不能確定被告車輛與王秀芝身體有接觸，也不能排除沒有接觸。但法官卻超越了原告的訴請理由，玩起了推理。判決書假定王老太太的倒地是受到被告來車的影響，並由此確定了人身損害賠償。而這種王老太太被來車“嚇倒”説，原告被告均予以否認。依據雙方都不認可的推論作出判決，焉能不被質疑？

　　所以，與其説二審是維持了原判，倒不如説二審是基於新的證據和理由，作出了一個新的判決。至少在對事實和證據的尊重上，在説理的充分程度上，二審較之一審，有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變化。

　　由此引出的還是一個老問題：裁判文書如何説理。尤其對於判決書而言，它是法官通過對證據進行質證、認證從而認定案件事實，並依據相關法律規定作出實體裁判的載體。通過説理，法官才能清晰呈現案件的演繹邏輯及其心證過程，使當事人感到其訴求得到了法官的認真對待，使民眾看到國家司法權在法律和理性的範圍內被運用。也唯有充分的説理，才能實現司法權從命令式的“壓服”向理性對話的“説服”轉變，使司法裁判獲得正當性。有了司法公正，輿情喧囂自然歸於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