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性賄賂”現象引起民眾以及法學者的廣泛關注。由於我國將賄賂犯罪中的“財物”解釋為物及財産性利益，將“性賄賂”排除在外，這樣，使得“性賄賂”成為法律規定的空當。筆者認為，可以從瀆職犯罪的角度來懲治“性賄賂”。理由如下:

　　我國瀆職罪包括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濫用職權、玩忽職守等犯罪，以及利用職權實施的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的犯罪。從瀆職犯罪中各具體犯罪構成來看，完全可以包括“性賄賂”行為方式，因為瀆職犯罪中大多數都規定了“徇私舞弊”、“徇私”、“徇情”情節，只要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存在濫用職權的行為，或不公正不客觀履行職務，或故意不履行職務，並且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與請託人本人或者其提供的“性服務者”有不正常的性關係，就可以推定國家工作人員符合“徇私舞弊”、“徇私”、“徇情”的客觀表現方式，當然對於某些不需要以“徇私舞弊”、“徇私”、“徇情”作為犯罪構成要件的瀆職犯罪，“性賄賂”可以成為量刑時的加重情節。

　　將“性賄賂”納入瀆職犯罪中予以懲治，可以糾正長期以來將“性賄賂”視為道德層面的不當做法，而且可以解決對“性賄賂”行為無法“計贓論罪”的法律技術難題，以及取證難、“性賄賂”與“感情”區分操作難的問題。在瀆職犯罪中，“徇私、徇情”在取證上可以採用推定的方式，即只要有證據證明其二人存在“曖昧關係”、發生過性行為，則可以推定該國家工作人員“徇私、徇情”。將“性賄賂”納入瀆職犯罪中進行調整，比單獨設立罪名或者納入賄賂犯罪調整要節約許多司法成本，更具操作性。筆者認為，可以通過司法解釋的方式，將“性賄賂”解釋到瀆職犯罪中的“徇私、徇情”中，從而有效打擊該行為，實現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正當行使。

　　(作者單位:廣東省韶關市武江區人民檢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