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海英

　　日前,北京市宣佈自2012年1月1日起,市屬公務員、事業單位等約22萬人取消公費醫療,併入職工醫保。公務員醫療保障改革再度引發公眾關注。記者從各地了解到,截至目前,內地31個省區市中,至少有24個已取消公費醫療,全部參加醫療保險。其他省份正在逐步取消公費醫療(1月19日《人民日報》)。

　　不僅是24個省區市已取消公費醫療,而且中央級公費醫療改革已由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計劃明年納入職工基本醫療保險體系。這是一項期盼了多年的重大改革,因為公務員公費醫療既造成了醫療保障不公,又造成了醫療資源嚴重浪費,還造成了監管難、監督難。所以,公費醫療被喻為“三公”消費之外的“第四公”。

　　然而,這項改革早在1998年國務院發佈《關於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決定》就已明確,卻走了漫長的十幾年,至今依然不能讓公眾滿意:一方面,目前已取消公費醫療的地方,被很多人認為是“換湯不換藥”；另一方面,還有一些地方政府推進公費醫療改革不積極,拖拖拉拉。

　　顯而易見,涉及公務員福利的改革,是當下中國最艱難的改革。究其原因是公務員長期享受特殊福利,已形成了一種習慣,習慣不容易被改變；更重要的是,這項改革的“操刀者”本身是公務員群體,無疑,自己很難向自己開刀。公務員考試之所以異常火爆,特殊福利就是一大誘惑。

　　以公費醫療為例,由於公務員看病買藥全部是財政買單,某些公務員不但把醫院當成了“休養所”,而且還可以開大量藥品。顯然,百姓的“看病貴”與公務員的看病“零成本”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筆者以為,如果不徹底改革公費醫療,新一輪醫改難言成功。

　　在筆者看來,公費醫療推進緩慢、改革不徹底的原因,除了改革的“操刀者”是公務員群體之外,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涉及公務員特殊福利的改革目前都是“碎片化”的,缺少整體設計,沒有進行整體推進,致使公務員這一職業脫離社會公平,變成了職場上最吃香的“香餑餑”。這是不正常的。

　　事實上,在公費醫療之外,公務員所享受的特殊福利還能裝一“籮筐”。比如,公務員平均工資不僅高於企業員工,而且還高於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尤其是公務員的灰色收入成為收入分配不公的一個重要方面。因此,理應設計統一的改革方案,把公務員收入納入其中。

　　再如,我國養老保險實行的是多軌制,公務員養老金遠高於社會其他人群,這就破壞了養老公平。又如,房改之後,所有的群體理應在市場上購房或平等享受保障房,但現實中卻出現了大批“公務員小區”,公務員居住標準和居住成本與老百姓相比,存在天壤之別,破壞了住房公平。此外,公務員子女可以到財政補貼的機關幼兒園上學,破壞了教育公平。

　　可以説,涉及民生的主要領域——教育、醫療、住房、工資等方面,普通老百姓與公務員相比,都存在不少差距。這種差距既是歷史原因形成的,也是人為原因造成的——人為原因是主要原因,折射出我們不僅缺少改革的決心,而且缺少改革的思路。

　　筆者以為,要想改革包括公費醫療在內的公務員特殊福利,首先要進行頂層設計、整體設計,把公務員福利納入法制化管理；其次,要由上而下進行改革,即從中央部門開始改革,以形成榜樣效應——公費醫療改革中央部門滯後於很多地方,讓人遺憾；三是形成人大與公眾參與的監督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