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危機發生以後，經濟全球化高漲相對告一段落，但是我們仍然處於重要的戰略機遇期。”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委書記劉鶴日前在參加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舉辦的中國經濟年會2011-2012上做上述表述。

　　劉鶴首先談到對比1929年大蕭條和本輪國際經濟危機後得到的三點觀察。其一，兩次金融危機發生之前，世界經濟都出現了新的技術革命，此後都經歷了空前繁榮，但是收入分配、兩極分化都達到了頂點。以美國為例，1927年最富裕的10%家庭收入佔了全部家庭收入的48%，而本次數字超過了50%，隨後這個比例還在繼續上升。

　　“收入分配差距擴大造成多方面影響，政治家不得不做出許多民粹主義的承諾，”劉鶴説，比如上次危機時，美國總統當時做出的競選承諾是每家的後院有兩輛汽車，每家的鍋裏燉著一隻雞。而這次危機發生前，美國總統承諾一定要提高住房自有率，特別是低收入家庭住房的自有率。

　　其二，危機延續的時間往往比想象的更長，而且意外事件可能會不斷發生。1929年美國經濟危機時間很長，1931年歐洲發生的危機又加重了美國的危機。當時一些國家錯誤的宏觀經濟政策、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和錯誤的輿論導向，乃至錯誤的政治選舉結果等都使得上次危機的時間大大延長。

　　目前的經濟環境在某種情況下也出現了複製以往歷史的跡象，特別是保護主義抬頭。不過，這次危機和上次大蕭條相比有兩點不一樣：第一，吸取了1929年危機的教訓，我們應對危機的經驗更加豐富。第二，雖然各國都受到了金融危機的影響，但新興經濟體為全球提供了新的巨大市場和增長動力。

　　其三，危機往往伴隨著大國實力的相對變化，以及重大理論創新和制度創新。1929年危機以後，美國經濟實力替代了英國實力，凱恩斯主義被創造出來，社會制度自我完善和調整，新的全球治理機制出現，美元成為全球主要儲備貨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誕生，全球治理機制出現了新的格局。

　　從本次危機來看，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長期佔優勢的局面短期內難以改變，但是世界經濟力量對比在發生新的變化。雖然理論創新尚未發生，但是各個方面對傳統的宏觀經濟理論産生質疑，而且調整國際經濟秩序的呼聲，也十分強烈。

　　劉鶴最後説，通過以上觀察，再回到當前的經濟形勢可以得出三點結論：第一，本次危機發生以後，經濟全球化高漲相對告一段落，全球經濟可能進入相對低迷的時期，經濟結構調整將是各個國家發展的主要基調；第二，雖然全球化高潮期已經過去，但是我們仍然處於重要的戰略機遇期。目前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好時期，各級政府應該轉變過度依賴於出口和粗放的發展模式，提供更好的環境，使經濟回到加快增長的軌道上來，企業需要創新商業模式；第三，全球經濟何時轉折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夠牢牢抓住機會，苦練內功，切實增強自己的實力，以便更好地利用下一次繁榮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