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5日,《法制日報》子刊《法人》雜誌發佈了《2011年度中國企業家犯罪報告》。報告顯示,2011年獲罪的國企企業家約九成係因貪污、受賄問題,貪腐金額大幅增加,從2010年人均957萬元劇增至人均3380萬元。與國企領導不同,民企老闆多在融資問題上犯罪,各類詐騙案件所佔比例大幅上升。前者是錢多,後者是沒錢(1月16日《中國青年報》)。

　　國企錢多,民企缺錢,於是,殊途而同歸都走向了犯罪。這樣的概括可能確實簡略了一些,卻也直白地道出了某些深層次的問題。錢多的,權力缺乏必要約束,“一個人壟斷大的經濟活動”,自可以肆意而為；錢少的,等米下鍋尚且不及,也只能鋌而走險,無所不用其極。而無論錢多還是錢少,呈現在公眾面前的其實都是企業治理的困局。

　　綜觀連續三年的《年度企業家犯罪報告》,八九成以上國企領導的犯罪多集中在貪腐上面。其中,很多企業家都屬於壟斷經營領域,如航空、鐵路、電力、糧儲等。這些領域的國企領導,既擁有獨一無二的生産資源,又優先享用國家的扶持政策；既比照一定的行政級別,又沒有行政官員那麼多的制度約束。如此種種,一旦涉案,當然都是天文數字。

　　具體而言,一方面,高度行政化的國企對外擠佔市場、搶奪資源、爭取政策；另一方面,卻又在內部形成並不斷固化其權力高度集中的一元化領導,權力嚴重缺乏制約,監管制度形同虛設。這樣的情形之下,很多國企往往淪為領導者的“獨立王國”,即便有很好的反腐制度設計,也往往很難真正發揮作用。很多時候,甚至只能依賴個人的道德品質。

　　因此,眼下的國企領導者治理,不能過多盯在其逐年攀升的貪腐金額上。從本質上講,2009年的幾百萬元與2011年的三千萬元之間,並無太大的差異。問題的關鍵還在於必須正視國企、特別是壟斷性國企的身份問題。應該讓國企回歸企業的本來面目,而不是一味在官與商之間遊刃有餘,亦官亦商、非官非商,只知享受二者的便利卻不用承擔任何責任。

　　進而言之,國企領導者在攫取資源、政策、市場上的遊刃有餘,其實正是民企老闆面臨的最大困境之一。國企越錢多,民企就會越缺錢；國企與權力結合得越緊密,民企同樣就會因效倣而媚權、而行賄,即在國企領導犯罪與民企老闆犯罪之間,很有可能存在著某種隱秘的聯絡。破解這種隱秘聯絡,或可對時下中國的企業環境多一份深刻認知。

　　據《2011年度中國企業家犯罪報告》執筆人王榮利律師披露,四萬億元經濟刺激計劃中,有很大一部分錢投給了國企,為國企領導貪腐提供了額外“機會”。事實上,國企領導得到的“機會”,正是民企可能得到卻未能得到的“機會”,其在融資上的越軌行為,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正規渠道的融資難所致。也因此,建設一個完善的金融供應體系迫在眉睫。

　　企業是一個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企業家也是國家的公民之一,企業的權利和責任應該有起碼的公平和公正性。超過200位企業家獲罪,不僅僅是企業家、其所在企業的損失,更是社會的慘痛損失。我們在痛惜之餘,更應該深思企業家犯罪背後的制度性因素,並以更完善、更嚴密的制度設計祛除病灶,從而讓企業健康發展,讓企業家不在發展的語境下迷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