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特別收益金起徵點終於從40美元/桶上調至55美元/桶，但對三大石油公司來説，這並未達到它們的預期。本報獲悉，三大石油公司在早期遞交給主管部門的報告中所期望的起徵點為70美元/桶。但主管部門認為上調力度“不宜過大”，因而被否。(《經濟觀察報》1月15日)

　　從“暴利稅”一齣生，石油巨頭們就開始窮盡一切手段，期望少繳稅。去年7月份，隨著資源稅變革的大幕拉開，更增加了石油雙雄向上級主管部門遊説的籌碼，當時，有媒體報道，石油雙雄提出，在資源稅從量計徵改為從價計證後，將減徵石油特別收益金，但權威人士隨即表示，石油巨頭的想法是一廂情願，相關提案通過的機率微乎其微。

　　可五個月後，石油巨頭的“一廂情願”則變成了“美夢成真”，我們不能不驚羨石油巨頭的強大博弈能力。石油巨頭打一個報告就能減稅400億元，與之形成強烈反差的是，去年新個稅起徵點上調，雖然有全國工薪階層的給力支持，但由於個體力量分散，話語權弱小，即便6000萬人免交個稅，但去年全國個稅收入仍超收近800億元。這意味著，國家減稅有向既得利益集團過度傾向化的嫌疑，總是錦上添花，很少雪中送炭。

　　既然石油特別收益金起徵點提高，是板上釘釘無法改變的事實，但作為一名普通老百姓，更為關心的是，“暴利稅”的具體用途與詳細流向，按照國務院《關於開徵石油特別收益金的決定》和《石油特別收益金徵收管理辦法》規定，這部分收益一部分將返還給壟斷石油巨頭，用作成品油市場化定價尚未全部到位的成本，另一部分則用於受到油價上漲影響的弱勢群體與公益性行業。由於這項公共政策，宏觀性強，操作性差，尤其對“暴利稅”如何支出，誰來決定，由誰審批，並沒有詳細規定。

　　遺憾的是，從近幾年信息披露的情況來看，“暴利稅”是否專款專用，並用於補貼弱勢群體與公益性行業上，公眾始終無法看到“用之於民”的信息。在國外，對於特殊行業徵收“暴利稅”，不僅要公開詳細用途，具體到每一個項目，細化到每一筆金額，而且通過報紙和網絡等平臺，讓公眾可輕鬆查詢到。譬如，英國在1997年對那些通過股票上市出售的公用事業公司一次性徵收“暴利稅”共計52億英鎊，職能部門通過網絡和報刊，詳細公佈了補貼社會福利開支項目，甚至細化到每筆英鎊的詳細流向。

　　實際上，按照我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九條精神，凡涉及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切身利益的，需要社會公眾廣泛知曉或者參與的，必須向全社會公開使用情況。顯然，作為一名普通納稅人，當然有權知曉石油“暴利稅”，用在什麼地方？都補貼了誰？這些問號，需要用公開和透明來拉直。

　　歷史經驗一再告誡我們，政府稅款流向的公開與透明，是防範公共支出出現“跑偏”、權力尋租、效率低下等弊端的“殺手锏”，“暴利稅”也不例外。當然除公開“暴利稅”具體用途和流向外，一方面，在石油“暴利稅”使用與消費者補貼之間，要架構起有效的對接機制，制定出“專款專用”的管理辦法。與此同時，還應規定石油“暴利稅”，用於社會公共領域的法定比例，比如把石油“暴利稅”的80%，用於社保、教育、醫療等公共福利領域，確保讓全體人民共同分享改革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