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坎的村民從2009年就不斷提出訴求，直至2011年12月，在長達兩年多時間裏，我們很難看到村“兩委”的積極作用。而且，村民的訴求之一直指村幹部的腐敗行為和選舉中的問題。長期積累的對村“兩委”的不滿與質疑成為村民群起聚集的由頭之一。在過往的一系列如貴州甕安、雲南孟連等基層事件背後，都難以看到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基層黨組織作用。這些事件固然帶有深刻的社會轉型時期的階段性特點，但某些基層黨組織在緩衝或調節社會矛盾方面的作用未能充分發揮出來，其動員力與影響力不能適應新的社會需求，不能不説是一個缺憾。時代發展到今天，社會利益多元、價值觀多樣、訴求複雜化是不爭的事實，利益博弈已經成為社會生活的常態，基層黨組織如不能在新的發展態勢下探索新的功能與制度安排，就難以獲得動員力與影響力。

　　當然，筆者調研中也遇到完全相反的案例：貴州余慶縣曾有人因逃避計劃生育出現了極易導致群體性事件的意外事故，但矛盾在幾天之內就得以化解，原因在於村黨支部和村委會幾十年如一日認認真真為老百姓服務，在村民中享有較高威望，及時出面解決問題。短短幾天的工作效力，是以幾十年服務群眾為基礎而産生的。

　　事實證明，新形勢下的基層黨建，從根本上講需要有符合社會需求的功能定位。各類基層黨組織在黨內的定位不盡相同，有的是領導核心，有的是政治核心、監督保障。但無論定位如何，服務是其基本的功能，是實現黨的領導、凝聚人心的基本途徑與方式。如經濟並不發達的貴州桐梓縣婁山關鎮武勝社區，十幾年零上訪，原因就是社區黨組織十幾年如一日，勤勤懇懇為社區群眾服務，很多矛盾在初起之時黨組織就出面協調得以化解。説到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從社會層面來講，黨組織在很多情況下不能依靠強制性權力去實現自己的領導，而是通過政策得人心，通過為社會、為群眾服務來獲得影響力，從而獲得領導力。尤其是在大量的新經濟組織和新社會組織中，不服務的黨組織是沒有任何凝聚力的。

　　基層黨建還需與基層民主政治發展相適應。村委會、居委會直選是中國基層社會民主的一大進步，但其中也有各種值得反思的問題。烏坎村民的主要訴求之一就是徹查換屆選舉。這是基層黨建不能回避的問題。黨組織本就應成為民主政治的模範！因此，需要進一步擴大與規範黨內基層民主，使基層幹部的權力真正來自民眾並使其為民眾服務，以黨內基層民主帶動人民民主健康發展。

　　（作者為中央黨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