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要“勇於變革，勇於創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滯”，號召要“創立新知”。創新是文化繁榮的助推力。繁榮社會主義文化，創新很重要。

　　可是，相當長的一個時期以來，文化領域模倣成風。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柳斌傑不久前表示，目前中國文藝作品90%屬於重復、複製和模倣，創新作品不多。比如，近幾年的電影或電視劇，都時興經典重拍，但基本上沒超過原作，因為他們在模擬原作的基礎上，並沒有多少創新。這種現象，在社會語言界也是如此。某個詞語或話語出現後，眾人群起而仿傚之，如“誰動了我的奶酪”，模倣者的句式就是“誰動了我的XXX”；有一部電視劇叫“我的團長我的團”，那麼，就有許多“我的XX我的X”出現。還有，一些電影走紅後，其名字也都被一一模倣，如“一地雞毛”、“非誠勿擾”等等。

　　有人或許會説，這些都只不過是大眾娛樂節目而已。事情並非如此簡單。一些影視節目，收視率相當高，在受眾中特別在青少年中所起的潛移默化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像上面所舉的語言的運用，已經涉及我們的社會語言是不斷優化創新還是低俗淺陋、千人一口的問題。當這樣的因襲模倣成為一種社會思維的共性和慣性，甚至成為一種社會心態和價值認同，以至小學生都不自覺地在這樣的大眾教育形式中，逐漸養成模倣性思維，文化還怎麼談得上創新呢？

　　類似的情況已經波及學術界。當今學術界模倣、重復的東西比比皆是，極少創新之作。魯迅研究專家張夢陽先生進行了多年的調查研究，得出一個看法：80餘年來的魯迅研究論著，95%是套話、廢話、重復的空言，頂多有5%談出些真見。近年來學術剽竊和失范的現象雖已遭到普遍撻伐，現在寫論文公然拷貝別人的文章然後進行剪貼的現象似有所收斂，但“意襲”者比比皆是。如此因循模倣，如何會有新意？更令人擔憂的是，受此風波及，一些初學者還以為這就是寫論文的正途。如此，不但談不上創新，還因為作者已經形成了認識誤區，長此以往，必將葬送整個民族的創新能力。

　　在這樣的環境中，我們再來想想“錢學森之問”，對創新的問題就可能有更深的認識。錢老問的是大學為何培養不出傑出的人才，也就是創新型的人才。錢老非常懷念他的母校美國加州理工學院，他説：“創新的學風瀰漫在整個校園，可以説，整個學校的一個精神就是創新。”加州理工學院的創新精神不是孤立的，它與大環境有關。所以，創新型人才的培養教育並不是只到大學才開始。它應該從幼兒園就開始，著力在全社會創造一種創新的氛圍和環境。大學培養創新型人才，只是金字塔的尖頂上的事情，其基礎在社會，在底層。如果國人的思維中缺少了創新意識，大學是很難培養出創新型人才的。

　　中國是個文化大國，有深厚的文化傳統。但因襲模倣，不是對傳統的繼承，是淹沒和褻瀆了傳統。只有創新，文化才會發展。少點模倣，多些創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