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部中國社會工作協會對北京、上海等六大城市人群進行過年回家的調查結果顯示，有近70%受訪者表示“為春節回家而煩惱”，煩惱集中在車票、人情消費壓力、路途遙遠等客觀因素上，其中經濟、婚姻問題仍為主因。此外，假期太短以及組建家庭後回農村過年不適應等因素所佔比重也在增加。（1月15日《北京晨報》）

　　有人在糾結，在歸心似箭與畏懼返鄉之間，遊移不定而左右為難。眾所週知，名曰“年”的節日，當然是祈望團圓的，唯此才合乎傳統。問題是，在片刻歡愉之前，在短暫聚首之後，更多的心酸、無奈，或是身心俱疲，或是囊中羞澀……凡此，正沖淡著眾多遊子熱情。當七成人“為春節回家煩惱”，“恐歸”便不再是個體性問題，且反倒可被視作一種社會現象加以解讀。

　　一種“恐歸”，各種理由，有因“混得不好，臉上無光”；有因“大齡單身，自覺羞愧”；有因“人情瑣碎，懼怕開支”；也有因“假期太短，生活不適”。這其中，“經濟、婚姻問題仍為主因”。一種社會心理，即便表現得再簡單，也有極為複雜的構成。大齡單身、經濟拮據，竟會成為“恐歸”的主因，到底是確實不盡如人意，還是只是一種心理現象？

　　社會人，總是不自覺地按照“他人期待”去做。因為不想孤獨，不想被主流排斥，故“別人的評價，便是自我之鏡鑒”。誠然，這是一種理性的生活態度。而另一方面，過猶不及，對他人目光過分敏感，必會走向另一極端。以“恐歸族”為例，許多人總是在無意間放大著“外界意見”，甚至在歸家之前，就想象出種種可能的“負面回應”。久而久之，自我施壓持續疊加，即便家人未必真對“經濟、婚姻問題”太多指摘，自己也已深陷焦慮。

　　對一些恐歸族而言，與其説家人不夠諒解，不若理解為他們太過苛責自身。在“孝文化”和“臉面”共同作用下，遊子無一不想體面回鄉……因為自我要求長久處於高位，故而失望與難堪多半成為常態。除此，“恐歸”能夠蔓延，還基於另一廣泛的認知共識：城市打拼，理當比留在農村混得好，且必須好出一大截——必須承認，此類想法有著悠久的歷史依據，但時至今日，隨著城市化日漸飽和，它已不那麼“理所當然”。

　　有必要厘清的是，“恐歸”是恐懼親情，還是不滿自己？當跨過買票艱難、路途漫漫等障礙後，那個近在咫尺的“老家”，真的可以決絕放棄嗎？人的需求是有層次的，較之成家和致富，至少見上一面、團聚幾天，或許才是長輩們的起碼需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