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八毛門”到“棄嬰門”繼而到“錄音門”，一樁樁醫患糾紛的新聞事件被見諸報端後，醫患矛盾愈演愈烈。昨日，廣東省政協醫衛界委員對當下的醫患矛盾表現出了極度的擔憂。“目前緊張的醫患關係，一些媒體不夠準確的報道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中山一院黃文起委員表示，本來分組討論時就想帶著一塊“我們被誤導了，要相信、善待醫生”牌子，想想還是12日大會發言時請醫衛界委員一塊舉牌助威吧。媒體稱之為“委員擬舉牌為醫生正名”。(1月12日《南方都市報》)

　　報道為什麼不夠“準確”？有客觀的原因，比如採訪的記者缺乏專業醫療知識，對醫療事件的認識存在偏差，産生了誤解；也有主觀的原因，某些媒體為了追求新聞的轟動效應，在採訪尚不到位的前提下，就得出了一系列“雷人”的結論。但無論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報道失準”，最終傷害的是醫患雙方。

　　醫生是直接受害者，患者的不信任給他們的診療工作帶來了更高的難度，他們得花更多的力氣在防衛醫患衝突上。患者是間接的受害者，一旦醫生也開始選擇不信任病人，認為他們“難纏”，治療方案將會變得無比的保守，過度防衛的檢查和藥物會增加患者的就醫負擔，甚至某些該做的手術也會因為風險太高而被放棄。

　　是報道本身惹的禍嗎？筆者認為這個結論是荒唐的。但仍有不少的醫療從業者們認為，如果媒體記者不來報道，可能事情就不會變得糟糕。正是出於這種心理，“防火防盜防記者”被某些醫院管理者信奉為“安全之道”。面對找上門尋求真相的記者，醫院選擇了回避溝通，除了沉默還是沉默；患者方卻視媒體記者為“救命稻草”，進行了異常亢奮的表達，願意盡可能多的提供一切信息，其中也包括那些可能會失真的信息。一旦這樣的醫療新聞報道出籠，自然就帶有濃重的感情傾斜色彩。

　　如何才能讓醫方不被“誤導”所傷？一個基本的前提是呵護知情權。通過全面及時的信息發佈，讓公眾得到更多的知情權。患者在第一時間能夠獲得更多可幫助他們判斷是非的信息，有利於他們客觀認識與評價醫生的工作，減少誤會産生；圍觀者能夠第一時間清楚的知道事件的來龍去脈，就能夠建立更理性的認識與判斷，增加對醫生們的信任。

　　我們生活在一個“全媒體”時代，電視、報紙、網站、微博、手機等讓傳播渠道變得異常發達。越是在傳播發達的社會，就越要強調呵護知情權的可貴與重要。很多時候，誤解與歪曲之所以産生，不是“報道”的問題，而是“報道不足不到位”的問題。在醫療事件中，患者之所以被定義為“弱勢方”，很大原因是因為他們在信息上處於被動地位，他們知道的，永遠不可能比醫院多；醫院之所以被認定為處於強勢與主動的地位，因為他們掌握了更多的事件信息。

　　因此，要想為醫生正名，只有先從醫院做起。醫院願意向媒體坦誠開放，讓記者們可以獲得更多足夠多的信息，建立在知情權得以足夠保障的基礎上，準確而負責任的醫療報道方才有可能會出現。很多時候，媒體記者提供了“不準確”的報道，有可能不是“態度與立場”的問題，更可能是“能力”與“渠道”的問題。醫院願意多承擔一些責任，醫療專家願意多和記者打交道，醫院大門任何時候都向媒體記者開放……筆者相信，這可能要比“舉牌子正名”管用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