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差距，是中國最為棘手的問題之一，但《紐約時報》卻告訴我們，中國縮小城鄉差距的“試驗”，為歐洲提供了良好的借鑒。

　　寫這篇文章的，是清華大學教授丹尼爾A貝爾。他提到了“重慶模式”，但沒有太多讚譽，反而是更推崇四川的做法。

　　文章認為，成都是過去10年中國唯一在經濟高增長的同時縮小收入差距的城市。貝爾分析説，成都將注意力集中在改善周邊農村的生活條件，而不是鼓勵農民大規模向城鎮遷徙。政府已經將其30%的資源投入農村地區的開發，鼓勵建立開發區，以使農村居民獲得較高工資並享受城裏人的教育、文化和醫療服務。通過提供更多就業機會和較好的福利待遇，讓農村居民享受到了各種權利，進而提高他們的購買力，這有助於拉動中國的內需。

　　其實，如今的城鄉已經不再是涇渭分明的二元社會，城市化是趨勢，農民工將在城市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如《聯合早報》所言，農民工將成中國工人主體。

　　該報1月5日的文章説，截至2010年底，農民工在加工製造業、建築業、採掘業及環衛、家政、餐飲等服務業中已佔從業人員半數以上。目前，新生代農民工佔中國2.3億職工人數的近一半，並將成為當代中國工人的主體。如何讓數以億計的中國農民工真正融入城市，再成為各界關注的熱點。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一項調查顯示，約84.5%的新生代農民工沒有從事過農業，92.3%不願再回農村。

　　近些年來，輿論對農民工難以融入城市的批評之聲越來越高，中國高層也表態要進行戶籍改革，要求各地逐步解決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在城鎮就業和落戶，許多中小城市開始降低戶籍門檻，吸納農民工成為市民。中共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和河南省委書記盧展工等地方大員，還呼籲取消“農民工”這一帶有歧視性的稱謂。

　　不過，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農民工要享受當地市民待遇仍困難重重。大城市的戶籍制度改革之所以難以推進，主要因為城市戶籍與教育、就業、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權益和福利密切相關。如果北京、上海大城市放開戶籍，意味著大幅增加在教育、醫療、社保等方面的投入，城市財政難堪重負，因此這些大城市的戶籍制度改革，遲遲沒有實質進展。

　　而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導致的問題之一，就是春運形勢一年比一年嚴峻。

　　中國的春運，被視為“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週期性人口遷徙”活動。今年的春運是46年以來最早的一次，也是春運歷史上客流量的新高峰。為緩解以往春運火車購票難的問題，中國鐵道部今年首次推出了實名制和網上購票兩項舉措。但是，要徹底改變春運難，恐怕還有待時日。

　　德國之聲的文章認為，實名制和網絡購票，並沒有改變往年春運購票難的問題。其根本在於改變中國城鄉分割的社會制度。

　　復旦大學社會學教授于海告訴德國之聲，無論是實名制還是網絡購票，都無法解決中國鐵路運能與需求嚴重脫節的根本問題。于海説：“中國的城市化是土地城市化，而不是人口城市化。那麼多在城市工作的農民工，到了過年死活都要離開城市，因為城市不是他們的家鄉。他們在上海工作十年，對他們來説，上海依然不是家鄉。過年一定要回家鄉。”

　　要解決春運難問題，首先要解決城市中農民工的民生問題。民生問題的解決才會根本緩和中國鐵路運力的不足，這樣，相關的票販子、買票難等問題，才會淡出中國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