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別人大代表將自己身份擺到百姓對立面，而不是“代表”百姓的這種意識才更可怕，更值得引起警惕。

　　眼下各地都在開“兩會”，人大代表、政協會員的參政議政和民主監督能力備受關注，他們的議案、提案質量如何，關係到百姓福祉。然而總有一些代表委員在“兩會”期間頻出雷人之語。比如説前天，在廣東佛山“兩會”南海區代表團的分組討論現場，某人大代表發言稱：“百姓是教好的，不是養好的，就像溺愛的孩子不可能是孝子，溺愛的百姓也可能比較刁民。”

　　僅就人大代表的權利而言，代表説什麼話都可以，參政議政本就是求同存異的觀點碰撞過程。而且細究她説的“相對於武力刑罰，文化教化更重要”也不無道理。但透過“教化”、“溺愛”、“刁民”等言辭背後，個別人大代表將自己身份擺到百姓對立面，而不是“代表”百姓的這種意識才更可怕，更值得引起警惕。

　　人大代表是經過人民選舉出來的，代表人民行使“審議各項議案、報告和其他議題，對政府各方面工作提出建議、批評和意見”等權利，但有個別代表似乎忘了自己應該代表誰、為誰説話，反而把代表視為一種身份、一種高人一等的權力象徵。因而，類似“我是人大代表，你能把我怎樣”的囂張言論不時出現，“兩會”時脫離人民群眾的雷人議案、荒誕言論也是時有耳聞。歸根到底，是他們丟掉了“代表”意識，顛倒了“主次”關係。

　　説“溺愛的百姓也可能比較刁民”這句話時，該代表顯然已把自己歸為了管理者的行列，是代表政府來教化百姓的。因為在她眼中，“政府是一個管理機構”，是不能滿足市民的不合理要求的。同時把政府視作家長，把百姓視作孩子，這種看法本就失之偏頗，政府不但是一個公共管理機構，更多是一個服務機構，這也是時下政府職能轉換的要義所在。

　　此外，政府和百姓更不可能是家長和孩子的關係，而是雇傭關係。倘若代表連這個基本概念都沒有，很難想象，又怎能“代表”人民行使權利？這和那些“從來不提反對意見”的人大代表又有何區別？代表不是政府賦予的權利，更不是代表政府管理“刁民”的官僚，把自己和老百姓相對立，不“為民説話”，反稱百姓為“刁民”，這種錯位的“代表”意識實在可笑。

　　與公民的權利意識不斷覺醒、增強相比，一些代表委員的權利意識和責任意識淡薄得令人吃驚。例如幾年前北京市政協委員張惟英曾提出“準入制”建議，通過提高門檻阻止外來人員進入。的確，政協委員有替自己屆別説話的權利，但如果在取消二元制已成大趨勢之際還在談什麼“城市門檻”，甚至個別代表委員的提案都涉嫌抄襲，如此就不只是浪費參政資源，還明顯是參政議政素質低的表現，當引起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