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錫平

　　自１９９９年起，我國普通高校連年大幅擴招，大學的“門檻”不斷降低，隨之而來的是大學生身價的日漸下跌，現在就業市場終於為這一趨勢給出了一個剛性的注腳：有些大學畢業生的起薪甚至不如農民工高。十年寒窗之苦，為的是能找到一份好的工作，這是人之常情，也是社會常理，可大學生們這樣一個樸素的願望正在被現實懸置起來。

　　短短１０多年時間，是什麼原因讓大學生在就業市場上遭遇如此窘境？近年來，畢業生的就業逐漸放開，交由市場來配置和調節，這為打破地域局限，實現人才的合理流動拆除了政策壁壘，為人力資源的合理配置提供了條件。但是，市場不是萬能的。按照市場的規律，用人單位總是希望以最低的人力成本，謀求最大的效益，在目前高校畢業生總量連年攀升的前提下，人才市場一直處於“買方市場”的狀態，而且，相對於用人單位的需求和整個就業形勢來説，大學生們處於“信息不對稱”的地位，身在學校的他們無法全面了解相關的信息，加上缺少實際工作經驗，根本沒有資本與用人單位“博弈”，只能聽由用人單位一再壓低薪酬價格。不難看出，如果沒有政府調控的介入，市場將無法依靠自身來完成這種調節，使其回歸價值本位。這是市場本身的缺陷造成的。

　　教育是中下階層民眾改變自身社會階層，實現社會合理流動的重要渠道，如果就業市場長期低迷，薪酬持續走低，社會上會産生新的“讀書無用論”──事實上，這一現象已經在西部一些地區出現──這不僅不利於提高全民素質，衝抵高校擴張這一制度設計的預設效果，而且中低階層的民眾將會失去一個改變自身處境的通道，而這將會直接影響到社會的穩定。

　　曾有研究報告稱，現在要供養一個大學生畢業，需要一個城鎮居民４．２年的純收入，需要一個農民１３．６年的純收入，如此巨大的投入，到頭來只能找個低薪的工作，這對大學生本人和他們的家庭無疑是當頭一棒，尤其是對那些收入水平低下的農村家庭來説，這是難以接受的。這樣的現狀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改變，將會惡化社會讀書及重教風氣，影響城鄉社會秩序的安寧和穩定，同時也會助長用人單位“人才高消費”的歪風。

　　可資借鑒的是，在國外一些城市，對於不同學歷層次的大學畢業生的最低工資標準都進行了明確界定，用人單位無論是招聘一個專科生還是使用一個本科生或是研究生都得對照標價支付薪酬。你可以用一個博士去洗盤子或幹別的粗笨活計，只要博士本人願意，但同時，你必須支付一個博士應有的高薪酬。

　　所以，不管是基於市場缺陷的原因，還是建設和諧社會的角度考量，政府部門都不能放棄相關的管理和調控，而任由畢業生就業市場自行調節。切實可行的是，政府部門應該儘快制定出臺大學生最低工資指導標準，同時加強管理，由勞動監察部門督促檢查，嚴格執行。

　　（作者係揚州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