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記者在安徽界首市採訪時發現一個奇怪現象：一些農村學校在校學生人數和上報的統計表上的人數對不上，有的學校在校人數和上報人數能差出一二百人。據界首市教育局計財股統計員謝富強介紹，他們上報國家報表的基礎教育階段小學生的數字是51586人，而實際落實撥款表上的數字是36234人，中間差了15000多人。國家下撥款的總數減去實際學生人數下撥款中間的差額是1063萬元。

　　騙取補貼的現象之所以屢屢發生，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騙取的成本太低，而收益很高。我知道一個案件，某縣財政局與某工程辦合夥一起虛報重點工程，騙取國家轉移支付幾千萬，財政局得大頭，工程辦得小頭。事發後，工程辦一小科員因為挪用了一些錢自己私用被判刑，但財政局領導們都安然無恙。原因在於，財政局騙取的款項都歸了單位的賬上，都是用於“公用”，而工程辦小科員挪用了錢是用於“私用”。

　　個人貪污、挪用公款要被判處挪用公款罪、貪污罪，個人從銀行騙取貸款要被判處騙取貸款罪、貸款詐騙罪，但是，下級行政機關騙取上級行政機關的財政資金、轉移支付，僅僅因為是用於“公用”，卻沒有任何人需要承擔責任。從上級行政機關騙取資金，雖然不直接進入個人腰包，但個人未必沒有得到好處，領導公車可以換高配的，公款吃喝的錢也有了，甚至變相給職工建房、發福利的錢也有了。

　　事實上，這些所謂騙取國家資金用於“公用”的行為，一點也不比貪污等用於“私用”的行為危害性小。因為，政府部門和官員用不正當手段騙取國家資金，鼓勵了其他公民不擇手段去達到自身的目的。況且，下級政府騙取上級政府資金，打亂了上級政府的統一部署，虛報了實情，也讓其他應當獲得補貼的下級政府不能獲得應有的補貼。

　　此外，通過這種不正當手段騙取國家資金的行為，是在陰暗中操作，因此極易滋生行賄、受賄、貪污等腐敗現象。

　　如何堵住這種騙取國家資金的勢頭，該不該完善立法來加大對騙取國家資金行為的刑事處罰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