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艷

　　湖南省長沙市近日將千余名領導幹部的聯絡方式，以7個整版的篇幅在當地媒體上進行統一公開發佈。有人認為，這是長沙打造現代服務性政府切實服務於民的表現。但也有人認為，這不過只是一場嘩眾取寵的作秀。公佈領導幹部聯絡方式究竟是一種進步，還是一種作秀？(《法制日報》1月9日)

　　這幾年，地方政府公開各單位領導幹部手機號碼，用來方便群眾、聯絡群眾、服務群眾以及引入群眾監督的做法屢見不鮮。仇和就任昆明市委書記，就通過媒體公佈了他和市長以及5區、1市、8縣及市直各部門黨政領導班子成員的聯絡電話。而這一次，長沙市的做法更細緻，不僅有領導幹部的職位分工情況，而且有手機號碼、辦公室電話、辦公地址等信息。

　　誠然，公開領導幹部電話，老百姓可以直接撥打電話向有關部門主要領導反映情況，提起訴求，民生“問題”肯定會得到重視並迅速地加以落實查處。同時，也可以增進政府與民眾之間的溝通和聯絡，有利於營造和諧的官民關係。但從程序的角度來看，就不是那麼回事了。有事應該找“組織”——向政府職能部門舉報或者反映，通過“組織”加以解決，棄“組織”而轉向個人投訴本身就具有一定的不合理性。這樣的便民舉措實際上是在無形中弱化了組織職能而強調了權力個體的力量。

　　當然，公開官員電話的舉措動機是積極而善意的，在某種意義上説，體現了公權力“慎獨”的自律精神。但權力慎獨畢竟是一種道德境界，是一種道德追求，作為權力自律和權力作風改進的內在道德要求並無不可，可要作為權力的日常“行為規範”，就有些虛無主義的味道了。説到底，這還是視“人治”勝於“法治”的意識形態在作祟。“人治情結”是法治社會的最大障礙——歷史和事實證明，人的理性力量永遠是有限的，只有依據制度、依據長期完善健全的法律規則，政府公權力才能合理履行職能。權力個體的道德力量不能彌補和取代組織、制度的力量，與制度監督監控下的權力規範相比，前者只會淪為形式。

　　事實上，這種“人治思維”佔據主動的服務措施能否堅持下去並取得實效，也實在是令人存疑。讓一位擔負繁重領導事務的政府部門領導幹部頻頻接聽群眾“來電”，短時間內或許還會勉力為之，時間一久恐怕就不勝其苦。不見得是不想了解群眾疾苦，而實在是精力有限啊。而縱然是官員有足夠的耐心和精力，要想給民眾解決問題，還是得回過頭來再走相關程序，這不是在提高工作效率，而是在無謂的消耗行政資源。久而久之，恐怕就算是領導不煩，群眾都厭倦了。

　　因此，與其勞神費力地讓官員當民生接線員，不如完善暢通程序和制度渠道，加強官民互動交流。公開官員電話的權力慎獨徒具觀賞性，不可靠意義也不大。(四川新聞網太陽鳥時評)

　　(來源:四川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