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民工黃慶紅在溫州打工，春節想回家看女兒，四次跑到火車站買不到票。老闆幫忙上網購票，要不進不去，要不進去了沒票，好容易點中了，卻不會用網銀。於是黃慶紅寫信給鐵道部：“每年春運，排隊買票，對我們農民工是折魔(磨)。今年我們想要這個樣的折魔(磨)，也沒有了。”

　　我以為，黃慶紅代表農民工的一紙訴求，會改變今年春運的某些生態，不料，隨著媒體送給他一張機票，事件戛然而止。黃慶紅“回家”的問題暫時解決了，但是它本身攜帶的社會落差之痛依然存在，並且媒體賦予的結局，使得落差之痛又有增加。

　　一是個體與群體的落差。成為新聞人物常常能改變命運，但改變的只是個體，群體命運依然如故，且常常被新聞效應所遮蔽。正如黃慶紅所説，我回家了，可工友們呢？他還可以加上一句，今年回得去，明年、後年又怎麼辦？

　　二是供應與公平的落差。今年的網絡購票新規，與電話訂票、票庫票源一起共享，逐步構成了“公平購票”的網絡。這些新方式的確可以打擊黃牛，問題在於，打擊黃牛並非緩解春運的核心。就經濟規律而言，黃牛是一個指徵，意味著供給已嚴重不足。但就鐵路運力和票源而言，“季節性”並不能成為供給不足的藉口，在西安、浙江等地，出現了為農民工團體免費訂票、甚至滿人數開專列的情況。而衢州一地更是出現工會代理車票，爭取利益的好苗頭。事實上，農民工們的返鄉返城大方向趨同，臨時性、有目的為農民工“量身增加運力”並非不可能。

　　三是文化與科技的落差。目前中國有1.4億人網購，而今年春運全國運量將達31億。1.4億與31億間，交集有多少？他們之間的落差，就是致信的黃慶紅們。

　　中國網民達到4.5億，但是農民工網民不到5%，且其中以遊戲居多。一封不長的公開信中尚有不少錯字，你能認為“黃慶紅”們能夠一夜之間熟練使用網銀購票嗎？一項公共政策，本以他們為主體，卻無意間讓他們掉了隊。農民工被邊緣化，一方面是城市的胸襟，另一方面是他們在文化和科技上的滯後，然而這是他們應負之責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