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運火車票網絡出售，一位農民工通過媒體投書鐵道部，直言網絡售票對一些農民工而言“太複雜，不太切合實際”。這樣的呼聲，讓人心酸，也再次折射出農民工這一群體的相對弱勢處境。

　　此前，農民工輸入大省廣東和農民工輸出大省河南的主要領導，都提出將適時取消“農民工”稱謂。消除附著在稱謂上的歧視確實很重要，但農民工遭遇火車票網購門檻一事也提示人們，要真正實現農民工與城市的融合，並非稱謂改變就能完成。

　　對農民工問題，中央高度重視，不斷推出給力的“頂層設計”。“十二五”規劃綱要就對農民工同工同酬、戶籍轉換、就業培訓、權益保障等提出明確要求；民政部出臺的《關於促進農民工融入城市社區的意見》，描繪了農民工參與社區生活的“路線圖”。這樣的政策導向和制度構建，無疑是解決農民工問題的重要保證。

　　然而，要促進農民工群體的“社會融合”，不僅需要政策壁壘的漸次打破，也不僅需要“身份迷失”的不斷厘清，更需要各個職能部門、服務機構乃至整個社會在“治理末端”的切實努力。

　　比如，網絡售票是好事，但如果能更多考慮不會上網的農民工等群體的需求，提供更合理的售票策略，開闢更多農民工團購票渠道，提供更多有針對性的售票服務，或許能讓農民工的春運之旅更加暢通。交通部門如此，郵政、銀行、醫療、教育等相關機構、部門，同樣可以做得更好。

　　從這個角度上説，“融入”不是一種物理行為，而要形成一種生物學效應：社區是城市肌體的組成器官，農民工是流動的細胞。只有農民工個體融入社區，才能實現農民工整體融入城市。從賦予選舉與被選舉權利的政治融合，到扶持就業的經濟融合，再到拓寬社會交往空間的心理融合等等，發揮社會、社區之力，農民工融入才能減少“排異反應”。

　　社會組織同樣能發揮重要作用。有了群體的文化生活，工作之餘的空閒可能就不會顯得如此漫長；有了社團的培訓輔導，流動的渠道、上升的空間可能就更多更大一些。孤單寂寞時，如果能有心理志願者聆聽傾訴；權益受損時，如果能有法律援助予以支持。這些，都是在農民工問題上，“社會協同”大有可為之處。

　　回家的車票、年終的討薪，甚至僅僅是提供一本書籍、開通一個信箱，對於農民工，就不僅是生活的便利，更是心靈的慰藉。而正是這樣的“末端治理”，才能讓農民工在社會管理的各個“毛細血管”裏，無障礙地融入城市。

　　摘編自《人民日報》1月6日文/姜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