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承偉

　　到2011年的12月，《故事會》雜誌出版500期了。有幸的是，我經歷了這500期所有的編輯過程。當讀完第500期的校樣，回想起37年的風風雨雨，我確實為自己擁有這一段人生經歷而感到驕傲。有人説我這輩子最大的缺憾是沒跳過槽，但我説，我這輩子最大的收穫也正因為始終在一個平凡的編輯崗位上。

　　當年我剛走進編輯部時，我還不太安心。我不是看不起這本雜誌，而是擔心做故事出版不像做小説、散文、詩歌、文藝理論出版那樣有價值。一種在文字還沒有産生以前就誕生的故事文化，今後會有前途嗎？隨著文化的發展和繁榮，社會還需要故事嗎？

　　我有點苦悶，但不可能跳槽，當時根本就沒有跳槽這個詞彙。這種心情一直延續到“文革”結束。1979年的夏天，我來到北師大，學者鐘敬文教授組織專家編寫高校教材《民間文學概論》，並舉辦改革開放後首屆全國民間文學講習班，“文革”後，倖存的中國民間文學、民俗學的一流學者費孝通、鐘敬文、馬學良、劉魁立、烏丙安等都來授課了。

　　我抓住這個絕好的機會，積極主動向主講導師鍾老等學者和其他講課的中年老師們討教民間故事學的理論知識。鍾老當時對我這個年齡最小的學員十分關愛，親切地稱我“小何”，對我真是悉心指點、諄諄教導，還特別支持我做民間文化的出版工作。

　　鍾老的平易近人，打消了我的顧慮。記得那天在校園裏碰到鍾老，我鼓起勇氣問他：“您説，我辦的《故事會》會有前途嗎？故事文學會永遠伴隨著社會而生存，伴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嗎？”

　　鍾老笑笑，淡定地説了一句話：“故事將與人類的語言共存。”

　　我在北師大期間，學到了很多知識，甚至走進了民間文學的大門，但使我終生受用的就是這一句才十一個字的話，由此開始，我安安心心地鑽研起故事理論和學做起故事出版的編輯來。即使後來當了出版社的領導，我還是離不開“故事”兩個字，用故事的形式，出版了二十卷的《話説中國》等書，我甚至對同行説：“好書至少有兩個特點，一是有個好故事，二是由故事引出的令人深思的觀點。”

　　37年過去了，儘管我們還在那條短短的紹興路上，還在那幢老洋房裏，但我們已把《故事會》的發行從每月十幾萬發展到近四百萬，把《故事會》從上海引向全國，現在無論走到哪，都能聽到“我是看《故事會》長大的這句話”，都能遇到《故事會》的知音。

　　此時此刻，我不能不懷念當年點撥過我的鐘敬文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