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隨着“國學熱”的興起，一些人主張在中學課本中增加文言作品的分量，還有人提出“復興文言”的口號，撰文論證恢復文言的必要性。

　　文言既然是古代的主要書面語，適當地學習一些文言知識，以便更好地了解中國傳統文化，是必要的；但提出“復興文言”，不但不可行，也沒有那個必要。早在上個世紀的三十年代，就出現過一次“復興文言”的復古運動。1934年，汪懋祖、許夢因等文人著文，提倡中小學讀經並學習文言，為此他們列舉了文言的種種優點，以及白話的種種缺點，以説明“救亡莫先於教育，教育莫先於文言”。按照他們的説法，文言竟有救亡圖存的作用了！這種倒行逆施的復古行為，立即招來當時大批有識之士的痛斥，所以很快偃旗息鼓。值得注意的是，當時主張復興文言的人，除了一些封建遺老，也不乏五四時期主張白話的青年。魯迅先生解釋其中的原因説：“秀才想造反，一中舉人，便打官話了。”這裡所説的“官話”即文言。如此説來，“復興文言”的實質並不在於文言有多少“優點”，而在於它在當時是區分官與民的一種標誌，如果大家都用白話書寫，官民話語就會“混為一談”。

　　只用魯迅先生的説法分析當代“復興文言”的現象也許不太全面，因為現在有人打的是“恢復國學”、“繼承傳統”的旗號。但“國學”也好，“傳統”也好，我們需要繼承並弘揚的是其思想精華，而並不是文言本身。文言雖然是一種使用了兩千多年的書面語，為承載中華文明做出了貢獻，但它畢竟是一種脫離口語的文字，難學難記，導致古代中國人識字的很少，國民素質低下，所以客觀上也有阻礙社會文明進程的負面作用。封建統治者和文人士大夫，正是利用了文言的這個特點，長期實行愚民政策，壟斷了“話語權”。與文言相比，白話是記錄時代口語的書面語，不但在反映社會生活、表達思想感情上更為真實生動，而且也更易於學習，這對於普及文化、提高國民素質是極為重要的。近代的有識之士推動的白話文運動，正是為了實現啟發民智、救國救民的崇高目標而發起的。近百年的歷史已經證明，白話代替文言，是一種歷史的巨大進步，也是符合語言發展必然規律的。

　　鼓吹所謂文言的“復興”與“回歸”，是一種相當糊塗的認識，説得嚴重些是要開歷史的倒車，實行語言上的“復古”，根本沒有可行性。今天已經是一個科技高度發達、語言變化十分迅速、傳播手段日益更新的時代，無論是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還是人們的所思所想，都難以用兩千多年的數量有限的秦漢語言來表達。偶見報刊有人以文言作詩賦，內容大多是寫風花雪月、山川河流這些千年不變的自然景物，而不敢寫當代社會生活，因為現代的新事物太多，文言沒有與之相對應的詞彙。比如現代生活中的電腦、手機、打的、航天飛機等，用文言如何表達？所以有的舊體詩賦對現代生活雖偶有涉及，作者也要在文下加上大量的白話註釋，形成了自己為自己作注的創作“奇觀”，語體文白混雜，不倫不類。這正説明以古代文言寫現代生活，必然要遭遇“捉襟見肘”的語言困境，而這也是不可能克服的。文言“復興”的不可行，正在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