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璽璋

　　用恢復歷史真相要求張藝謀的人是註定要失望的。因為，《金陵十三釵》根本不是“南京大屠殺”，更不是“南京保衛戰”，他在講述這個故事時只是借用了南京1937年12月的某些場景罷了。這個故事如果換成另外一些場景，未必不能像這樣講下去。

　　問題出在故事本身。一定要在13個女學生和14個風塵女子(中間死去兩個)中分出孰輕孰重，張藝謀的確給自己出了一道難題。如果説他的影片就是關於這道難題的一種解答，那麼，解題者的邏輯其實非常簡單。女學生不能讓日本人糟蹋，難道風塵女子就可以嗎？哪怕是出於她們的自願，敘事者就可以心安理得了嗎？在這裡，影片的潛臺詞告訴我們，讓她們代替女學生去慰問日本人，其理由無非是説，她們就是幹這個的。這種意識當年也許能夠得到教會女學生與風塵女子的共識，她們都這麼看是不難理解的；但在2011年的歲末，這種意識依然能夠成為一部影片敘事的出發點，卻讓人感到有些無奈。作為人，風塵女子和女學生難道有什麼區別嗎？風塵女子捨身取義，自我犧牲是一回事，認為她們對付這種場面更有辦法是另一回事。

　　影片中曾經提到“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這句詩，但杜牧的本意似乎不是批評商女不愛國，因為在他看來，亡國的責任絕不是這些商女所能承擔的。可是，《金陵十三釵》卻把所謂不愛國當成了這些風塵女子的原罪，似乎不經過一番自我犧牲的救贖，她們就不能成為人。於是，在這個故事裏，這些女人沒有別的選擇，她們只能以犧牲自己的生命為代價來自證清白。然而，這種證明或救贖卻是無力的，因為我們沒有看到影片的敘事者把她們作為一個有價值和尊嚴的人來對待，深入地挖掘她們的靈魂，而僅僅因為她們的特殊身份，安排她們走上這條“救贖”之路。甚至在那個不眠之夜，當12位風塵女子換上樸素的學生裝，在學生們面前演唱那首《秦淮景》的時候，女學生的主觀視域依然是搖曳生姿的風塵女子形象，這種抹不去的底色，又何嘗不時時出現在影片敘事者的主觀視域中？

　　影片公映前就曾聽到一種聲音，他們以質疑的口吻説，難道妓女就不能愛國嗎？這一問反倒露出了自己的馬腳，很顯然，人們同樣可以問，難道女學生就不能愛國嗎？其荒謬性就夾在這兩問之間，因為，無論誰去，都只是去做給日本人的“慰問品”，不能説去了就是愛國，不去就是不愛國。歷史上不是沒有描寫風塵女子愛國的優秀作品，比如《桃花扇》中的李香君，真正的秦淮名妓，作者孔尚任就寫出了她的家國情懷，興亡之感，姑且算是寫了妓女“愛國”吧，但似乎並未寫她為了表示其愛國而不得不去“慰問”南明或清朝的權貴，反而寫她為了自己的愛而堅守粧樓，最後更不惜以死明志，其實是顯示了人的尊嚴和價值。李香君固然是妓女，但無論是在作者的心裏還是筆下，她都不僅僅是個妓女，而首先是個頂天立地的人。建議“十三釵”能就此做一點反思，找一找差距究竟在哪，不能總在最後一步失足落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