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可以那樣做——21年紀錄片創作感悟

張以慶紀錄片名人工作坊 紀實臺 2012年02月10日 10:44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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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

    超越慣常思維

       “創作就是創作，它不是研究。如果要有借鑒，我就覺得特別痛苦，特別丟人。” 
“回過頭來總結時，常常發現自己超越了慣常；而在創作的當時，其實只是努力而痛苦地尋找合適的表達方式——表達所有的感受，並試圖將精準的感受傳達給觀者。”
                   ——引自創作日記

       我很少讀論文，更沒有勇氣寫論文。但在一個各行各業都要為紀念改革開放30年做些紀念性活動的大背景下，我不能推辭地也要為這30年間紀錄片的發展軌跡添上些或濃或淡、或輕或重的筆觸。

       我以為，經過努力，我可以寫成一篇論文，一篇關於紀錄片的哪怕是不長的論文。畢竟，從1987年結緣影像，創作紀錄片，已有21年的時光。這時間，長得足以讓一個嬰兒長成青年，讓一個年輕人走進中年，而讓一個中年人衰老下去。

       甚至，為寫論文翻找自己的一些資料時，我還欣喜地發現，這段足夠長的時間裏還真有不少的文字留存著，帶著時間的印記，帶著我不同時期的思考。大致算算，這些文字至少也有四、五千字，應該足夠一篇論文的容量。

       於是，我有了些勇氣，增加了寫作論文的信心。

       然而，當這些文字被整理打印出來時，我突然膽怯了，退縮了。因為，這些文字，完全是我21年創作紀錄片過程中的斷想和碎片，或長或短，或文或白，承載了太多的感悟和體會，卻實在不能概括成一個或幾個論點。

       我想，時間真的很神奇：在生活中，它可以讓陌生變得熟悉，讓年輕變得衰老；在紀錄片中，它可以把熟悉變成陌生，讓陌生産生震憾，讓震憾引發反思，讓題材超越題材本身。

       對於我，這足夠長的時間的造化，已經不可避免地讓我變成了另外一個人，連我的思維方式也發生了變化：我不再習慣“通過什麼説明什麼”的邏輯推理，也不會“首先、其次、再次、最後”的排列對比。

       我的眼前，總是一些從生活中抽離出的片段，這些片段，不斷地被我剪開，組合，再抽象、昇華，瀰漫出種種情緒，種種“説明不了什麼，卻可以被心靈意會”的情緒。

       這些情緒，充盈在我的紀錄片中：《紅地毯上的日記》、《起程，將遠行》、《導演》、《舟舟的世界》、《英和白》、《幼兒園》。

       因此，努力寫論文的結果，卻讓我堅信自己無法寫出一篇有論點、論據和論證方式的合格的規範的論文。

       不過，那些翻找出來的段想和碎片，分明確切無疑地傳達出我的一種創作的情緒，努力的、執著的情緒——我拍的每部片子對自己的以往作品都沒有借鑒，就是要堵死後路，過去了就完了，我就找不著原來的那個東西了，所以也沒法借鑒。

       我時常會覺得，在這個社會，大家經常是常態的，具有慣常的思維。《幼兒園》裏有一段同期聲，在小、中、大班重復出現，是老師和學生的兩句對話：

       老師：“請你向我這樣做。”
       學生：“我就像你這樣做。”

       這段話在中國所有的幼兒園裏都重復著，我不知道這樣的重復對孩子們的未來會産生怎樣的影響？也不能確定這究竟是不是抑制自我創新的開始？

       我自己覺得，在創作中，“我就像你這樣做”是很痛苦的。凡是你學到的，看到的東西，你獲得的欣賞經驗，或者大家都覺得很不錯的東西，你就必須拿它作為你的反參照。你要是和它一樣就沒意思了，就是在重復了。從《舟舟的世界》、到《英和白》、再到《幼兒園》，我其實是在努力超越慣常思維，努力跳出社會、業界甚至是自己的創作經驗和模式。

       事實上，中國紀錄片有一個特別奇怪的軌跡：一段時間是規定了創作者應該“説什麼”，這主要指紀錄片的題材；後來又規定了紀錄片該怎麼拍，這主要指紀錄片的形式；又有一段時間，規定了紀錄片必須“説明什麼”，這主要指紀錄片的創作宗旨。很長時間裏，大多數的紀錄片創作者就處在“我就像你這樣做”的狀態中。

       我強迫自己：不僅不能“我就像你這樣做”，還不能“向自己以前那樣做”。

       “請你向我這樣做”“我還可以那樣做”！在電視臺工作21年了，我想我的全部努力都在這兩句話裏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