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
劉 對,《幼兒園》好像比較排斥拍家長和老師,為什麼?
張 家長我肯定是不拍的。好多人跟我説,你拍拍家長吧,我説不用。這個孩子他“跳”出來,你幾乎可以去判斷他的家庭,你有本事就去折射。藝術的東西重在不是直接表現,不是碰到他爸爸就拍他爸爸,説到跳舞就拍大喇叭,而要含蓄、要折射。
劉 剛才説的是不拍什麼,那麼你拍什麼呢?
張 一天一天在幼兒園那麼待著,於是有一些東西我們就可以確定了,就是要從看似常態的生活中,捕捉那些意想不到的、非常態的、生動的東西,捕捉那些異樣的、瞬間流露出來的東西。比如説,那兩個小孩説今天是星期幾、後天是星期幾,這是一些很有童趣的東西,完全是在等待中捕捉到的。那天,有兩個小孩偶然地蹲在那個盥洗室門口説:“戶外活動!戶外活動!”.然後説“可以緊玩緊玩緊玩緊玩”。不是天天都有戶外活動的,所以你會覺得它非常重要,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信息,表現了孩子們的那種嚮往。
劉 還拍一些非常規的東西嗎?
張 對。比如,“開飛機,丟炸彈,炸死美國的王八蛋!”,要的就是這個東西!這是一個非常異樣的東西,這裡有一個歷史性和現實性碰撞的問題,因為那個9 11事件出現了,它體現了人類那種幸災樂禍的特別普遍的一種心情,可是也有那種非常善良的孩子,他説那些人很痛苦。那麼,好!有了這麼一個9 11,然後你忽然覺得還不足以做文章,但你還得要把這個文章做下去,這就要有主動性了。春遊,其實也屬於我不拍的。可是當我一聽他們到要到開發區去春遊時,我想這行了,拍。表面上看起來,這和“炸死美國王八蛋!”、和9 11 是沒有關係的,但仔細一想絕對有關係!平常你在罵美國人,對他們有些反感,但在這裡你又可以看到美國文化對人們生活的滲透。於是我們拍了孩子們去那兒參觀生産線,看那個廣告片,喝免費可樂,還拍了那一大堆的紅箱子。這就是説你要把這個文章做足。
業界評價 朱羽君(北京廣播學院 教授 博士生導師):《幼兒園》,在圖像、拍攝、音樂的配合等方面,表現得優美、和諧,在此張以慶做到了至善至美,做到了他的極至。但是,他是用電影製作的方式來做到至善至美的,而現在的電視紀實並不追求、也不可能做到這種極至。紀錄片追求的是一種流動著的靈性,它不追求至善至美,它追求的是合乎人們心靈節奏的真實表達,要能夠啟發人們去想象。張以慶有追求,也很努力,並把這件事情做得很好,但他的誤區也就更明顯,他把孩子當成了符號,來組織自己的思維,來表現他自己內心的東西,而不是表現生活本身的東西。當然,表現自己的東西是可以的,但它是屬於藝術的;要表現生活的東西,就應該是屬於紀實的。藝術片與紀錄片還是有區別的,應該有一些不能超越的界限,是不能混淆的,《幼兒園》嚴格地説不屬於紀錄片。紀錄片再自由、再寬泛,它也應該有自己最嚴謹的內核,張以慶已經超越了這個界限。
劉 你是不是一直都保持著這樣的做法?
張 是。有一篇文章我看了之後,偷偷地有點高興,雖然覺得説得有點過分了。他説張以慶一直在堅持他自己的拍片方式,以至影響了規則,甚至改變了規則。你記不記得去年在宜昌的紀學會年會上,大家都呼喚多元的東西、多樣的東西。這些多種樣式、新的形式,應該跟評判體操一樣,如果你形式上特別新穎、特別突出的話,應該給你加分。
劉 原來不是這樣?
張 今天來看我的片子肯定是紀錄片了。很有意思,那時我到了紀錄片創作組之後,我拍的片子都不能進入紀錄片學術獎的評比,當時我特別懷疑我是否還能幹下去,因為你要在這個機構裏面生存。可我也反復考慮,人人都這麼拍好嗎?如果別人拍了那種樣式,你是否應該尋求新的東西?《啟程,將遠行》應該是很典型的紀錄片了,可到後來我的片子才慢慢被接受。
劉 是社會的多元化、創作觀念的多元化容納了你。
張 其實這個社會已經非常多元化了,只是觀念的多元化要遲緩一些。比如説什麼叫衣服?説兩個袖子一個領子是,可是沒有袖子是不是衣服呢?肯定也是衣服!那麼為什麼在紀錄片這個形式上它非要那麼規整呢?
劉 在你開拍前和開拍後,我去過曙光幼兒園,和孩子們在一起,感覺亂哄哄的,難以控制。面對這麼一個群體,你是怎樣去選擇被拍攝對象的?
張 你説的是拍攝對象,還是對話對象?
劉 都包括在內。
張 我用了3、4個月去觀察。在開機之前,是帶著機器在觀察生活的時候選擇的。被選出來的小孩,其實就是在那一堆人裏最搶眼的,就比如説那個高陽,他會頑強的表現,只要有一個舞臺,他就表演。可有些孩子,我們都拍了十個月了,還不知道那小孩就是我們班的,這樣的肯定就被忽略掉了。還有就是一定要選擇不一般的、異樣的,有些孩子挺好的、特乖,可是他太老實了,什麼事兒都不出,什麼也不能説明,什麼也不是,所以他就不能構成符號,也不構成我去捕捉他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