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楯介紹

　　李楯，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曾任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專家網絡負責人；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社會政策研究所執行所長

　　改革三十年，中國經濟持續增長，但社會不穩定的因素始終存在，我們步入了一個高風險時代：新一輪的物價上漲已使中等收入的人群也都感受到了壓力，房價、股市、大學生就業等方面的諸多變數，都增加了人們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同時，從礦難到黑窯工事件，從廈門PX的“散步”到席捲全國的雪災，再到最近的抵制家樂福事件，呈現出的不再僅是一種一般的經濟的或社會的景象，更和我們所處的轉型時期密切相關。當我們面對著轉型中不可回避的問題，我們有沒有能力把自己的事做好？由是，我們需要找尋、梳理那些模糊不清的舊跡，檢討我們的問題，規劃今後的道路。

　　■李楯印象

　　李楯説，“一個個的公民是國家的主人，而政府機構和官員只不過是大大小小的管家而已。”

　　李楯説，“一些艾滋病項目浪費嚴重”、“艾滋病問題是中國社會問題的溫度計”、“某些組織專吃艾滋病飯”。

　　李楯還説，“既不要迷信官員，也不要迷信學者。”

　　特殊的道路：中國還在轉型中

　　中國過去為什麼落後，或者説我們為什麼在發展中步履艱難？一直以來有這麼幾個説法。一個説法，因為我們起步晚。這種説法我是不贊成的，一個持續存在5000多年的文明古國，我們為什麼起步晚？這是我們的問題，還是別人的問題？

　　第二個説法，因為帝國主義欺負了我們。這個説法是否成立呢？我們看看毗鄰廣州的香港，是當年鴉片戰爭後英國人強行租出去的。香港回歸時舉國歡慶，我當時有一些想法，並不那麼高興，為什麼呢？在一個講武力的時代，我們打不過人家，香港割出去的時候，清政府都不知道那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只是一個漁村而已，而香港回歸時已經是一個世界級的金融中心。當年香港是受廣州的輻射，但在改革開放後，廣州是受香港的輻射，這種輻射甚至一直到了北京。

　　我們再看，在中國與英國簽訂不平等條約十幾年之後，日本的國門也被美國人打開了，也簽訂了不平等條約。當時日本有一派主張寸步不讓地拼了，另一派主張，我們認輸，我們學習。日本是海洋民族，當時卻沒有遠洋航行的能力，所以他們駕著買來的一艘遠洋船，讓英國人來指導自己航行，去簽訂了不平等條約。然後，日本人咬著牙明治維新，一步步地幹起來。日本在二戰戰敗之後，有一個叫吉田茂的外相寫了本小冊子《激蕩的百年史》，他説，作為戰敗國的首相，凡與佔領軍發生意見衝突的時候一定據理力爭，但如果佔領軍執意不聽的話就堅決服從。他説了一句話，戰勝者有戰勝者的風度，戰敗者有戰敗者的風度。我們有非常強的敵情意識，但卻缺乏憂患意識，缺乏一種真正咬著牙把自己的事情辦好的精神。

　　第三個説法，就是我們人多資源少，發達國家之所以發達，是因為天然條件好。我不同意這樣的想法。世紀之交時我做過一個統計分析，中國大陸每平方公里有129個人，而台灣地區每平方公里是595人，香港地區是6218人，但這兩個地方，一方面人均資源比大陸少，另一方面國民生産總值比大陸高得多。當時中國大陸的人均生産總值不到1000美元，而台灣地區當時已經是12838美元，香港地區已經是25280美元。我們再看看日本，四面環海，資源匱乏，當時每平方公里是330人，是中國大陸的2.58倍，而當時日本人均國民生産總值是37800多美元，是大陸的44倍。

　　我們再反過來看一下中國大陸的情況，經濟發達的東南沿海都是人多資源少，真正人少資源多的西部地區並不見得經濟有多發達。

　　很多人都認為我們是發展中國家，我們自己也以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自居。我不這麼看，我認為，當代中國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而是一個轉型國家。因為一般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不像中國這樣，他們都有過與政府相對應的市民社會，而我們有過非常獨特的歷史經歷，而這個經歷使我們不但不同於一般的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甚至不同於前蘇聯和東歐。

　　事實上，中國走上了一條特殊的道路，我們是在清末被列強用炮艦打開了國門，訂立了不平等條約，當時我們最不能接受的是什麼呢？恰恰是今天我們最能接受的，比如五口通商、國家開放。為什麼不能接受呢？因為“大清帝國物産豐富，用不著向洋人購買”，這是我們當時正式答覆外國使節的話。還有一條中國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准許“夷婦”上岸入城。夷婦是什麼呢？就是外國婦女。而我們最能接受的是什麼呢？是當時賠償了許多白銀。為什麼能接受呢？當時的清政府認為，這是英國人向大皇帝告狀，説林則徐欺負了他們，於是大皇帝賞賜了英國人這麼多銀子。這樣一個封閉的國家對外部的回應，很值得我們思考。

　　等這個階段過去了，中國開始正眼面對外部世界，從1860年開始，社會的結構有所改變。我們開始開礦建廠，清政府通過立法獎勵來發展現代工商業，甚至立法獎勵女生出國留學。那時候制訂的法律，比如公司律、破産律，強制教育律，相當於我們今天的公司法、破産法、義務教育法。1906年清王朝已經進入了三權分立的政治格局了，當時修律立憲的步子也很大。中國走的正是模倣西方的道路。可惜，緊接著的辛亥革命中斷了清王朝的改革。在清王朝結束之後的北洋時期，經濟、文化、政治制度都繼續發展，包括政黨政治、男女平等、女性參政等，已經在四省的省憲裏做出了明確規定。

　　但是，到了1924年有一個非常大的變化，就是孫中山對現代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制度、政治制度都喪失了信心。於是，孫中山提出黨治，所謂“以黨治國”，當時是説以俄為師，實際上和前蘇聯的情況並不一樣，他走出了一條非常獨特的道路。孫中山去世之後，他的兒子孫科和國民黨的一些元老居正、胡漢民等人提出“主義法制化、法制主義化”。

　　後來再到朝鮮戰爭之後，中國完全封閉起來，不僅和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完全對立，連與蘇聯也都鬧僵了。這樣，在封閉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們形成了非常獨特的情況，就是我們這個社會沒有中間層，形成了社會和國家二者合一，把社會擠沒有了，政府直接面對每一個公民。這樣一種特殊結構形成了單位制度，國家控制了一切資源、信息和發展的機會，分給每一個單位，每一個單位通過控制一切資源、信息和發展的機會，最終控制了每一個個人。

　　記得在改革之初，我們有一個爭論，中國到底需要人治還是法治？實際上，從1924年中國國民黨提出黨治，到1997年中國共産黨重提法治，中國走了一條極特殊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