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垣: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組圖)

陳垣與長子陳樂素、長孫陳智超。

1965年,陳垣在勵耘書屋題寫條幅。

1933年2月,伯希和與陳垣、陳寅恪等合影。

　　陳垣

　　陳垣,這個曾經在史學界如雷貫耳的名字,對於如今的人們來説,已經有些陌生。作為北師大的老校長,學校內有陳垣雕像以及不少以“勵耘”命名的建築和出版物。“勵耘書屋”是陳垣書房的名字。不過,現在你去學校問問那些年輕的大學生,他們往往流露出“陳垣是誰”的困惑。

　　作為一個史學大家,他沒有那些廣為流傳的坊間小段子。有些人知道,毛澤東主席曾在國宴上向人介紹“這是陳垣先生,讀書很多,是我們國家的國寶”。不過大多關於他的軼事,都是和他怎麼教書、怎麼做學問聯絡在一起的。和這個時期的眾多大家不同,陳垣是靠著《書目答問》和《四庫全書總目》啟蒙,自學成才,沒有留學列國的背景。他身上有很強的戰鬥因子,反抗過清朝、北洋軍閥、日偽政權。但是説起他的學問,沒有人不嘆服。陳寅恪就曾説過,他平生最佩服的是王國維和陳垣,陳垣學問踏實,德才兼優。

　　陳垣不抽煙、不喝酒、不看戲、不看電影,連茶也不喝。雖然收入不菲,但生活節儉,最大的花銷就是買書和字畫。1971年他離世的時候留下大筆財富,全部捐給了國家,包括4萬多冊線裝書、清代學人手稿和字畫1000多件(其中有董其昌的字畫一二十件,隨便一件在今天就值幾十、幾百萬元)、稿費4萬元……

　　無形的遺産當然更多。除了那些石破天驚的史學專著,陳垣還花費大量精力編撰出不少工具書,澤被後世。他總結出很多讀書和研究學問的方法,到現在仍有指導意義。

　　今年是陳垣誕辰130週年,在對他或讚嘆或“遺憾”時,也許我們應該回到他的年代、他的經歷、他的內心。

　　陳垣小傳

　　陳垣,字援庵,又字圓庵,1880年生於廣東新會棠下鎮石頭鄉(棠下現已劃歸江門市蓬江區)。中國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1910年畢業于光華醫學專門學校。自幼好學,無師承,靠自學闖出一條廣深的治學途徑。在宗教史、元史、歷史文獻學等方面,著作等身,成績卓著,受到國內外學者的推重。

　　陳垣從教70多年,任過46年大學校長。他曾任國立北京大學、北平師範大學、燕京大學、輔仁大學的教授、導師。任輔仁大學校長,北京師範大學校長。經歷過幾次政權更迭,他的人生觀更加堅定:“人生須有意義,死須有價值”。

　　“每當接到日本寄來的研究中國歷史的論文時,我就感到像一顆炸彈扔到我書桌上”

　　抗戰時期,陳垣留在北平,堅持在淪陷區辦學,同時立即與日本學術界的朋友斷絕往來。當時日本報紙提出這樣的問題:聽説北平秩序已經恢復,我們在那裏與支那人關係很密切,合作得很好。但是為什麼像陳垣這種人不和我們合作呢?在敵偽時期,漢奸威逼利誘,要他出來擔任當時敵偽最高文化團體大東亞文化協會會長,他也拒絕。他的得意門生柴德賡感嘆:“這在敵偽時期是很勇敢、很不容易的。”

　　這個時期(抗戰期間),陳垣真正做到了杜門謝客。輔仁是德國教會主辦的學校,在太平洋事變爆發、美日宣戰之後,成為淪陷區唯一可以不向敵偽當局註冊,併為國民政府承認的大學。正是在這幾年,因為沒有任何社交活動,陳垣的學術研究達到了一個高峰期,寫出著名的“宗教三書”,即《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諍記》和《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

　　除了著書,陳垣利用一切場合宣揚“品行第一”。輔仁大學的返校節上,他給大家講了一個孔子開運動會的故事。《禮記》有一節是講孔子主持射箭比賽的事情,讓誰把門呢?弟子子路。孔子説,有三種人不能參加,一種是敗軍之將,一種是為敵人做事情的,一種是認敵為父的。很多漢奸聽了以後都灰溜溜地走了。在敵偽統治下,在一個很公開的場合説這樣的話,很不容易。

　　在教學當中,他也會巧妙地灌輸愛國思想。他開了一個新的課程叫“史源學”,有一次講到清朝兩個學者討論一個問題。金滅北宋以後,一時不能滅南宋,在中原地區建立過一個偽齊政權。這兩個學者討論偽齊的頭子劉豫死後到底埋在什麼地方。分析了兩人觀點之後,他突然話題一轉,説劉豫到底埋在哪不重要,有一條材料講,劉豫的後人都不承認他這個祖先。“所以一個人當了漢奸,連後人都不承認他。”

　　他在著述中一改以往不喜議論的文風,加入了更多主觀色彩,借古喻今,通過這些書斥敵寇漢奸,斥責當局發國難財等。他批評得最多的是那些勾結外族、統治國人的敗類,如石敬瑭、趙德鈞等,他常以“人之恨之,不比人類”,“千夫所指,無疾而死”等痛斥這些漢奸。沈兼士看了《明季滇黔佛教考》後評價:傲骨撐天地,奇聞泣鬼神。到抗戰後期,有些知識分子“頂不住”了,陳垣希望用這些書來激發知識分子要愛國,要堅持民族氣節。

　　而此前,陳垣的人生經歷已經足夠豐富。他學過西醫,28歲時考入美國教會辦的博濟醫學堂,因校方歧視中國員工和學生憤而退學,帶領部分學生轉入中國人自辦的第一所私立西醫學校———光華醫學專門學校；他辦過報紙,在1905年與潘達微、高劍父等人創辦的《時事畫報》上寫時政文章,抨擊滿清政府的統治。

　　即便選擇研究歷史,和他的愛國情懷也有很大關係,他曾多次對學生們説,現在中外學者談漢學,不是説巴黎如何,就是説西京(指日本京都)如何,沒有提中國的。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到中國,奪回北平。“每當我接到日本寄來的研究中國歷史的論文時,我就感到像一顆炸彈扔到我的書桌上,激勵著我一定要在歷史研究上趕過他們。”陳垣長孫、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陳智超評價,所謂“陳垣要強”,是要國家強,不是要個人強。

　　“他就像是一架專挑錯誤的顯微鏡,沒有一點纖塵逃得過他的眼睛”

　　1913年,也就是民國二年,陳垣當選為眾議員。此時,他才33歲。這次從廣州移居北平,或許是陳垣一生最重要的一次轉折。此後,陳垣成為與王國維、陳寅恪齊名的史學大家。

　　到北平之後的10年內,他前後3次擔任眾議員,期間還當了5個月的北洋政府教育次長(教育部副部長),最終“棄政從史”。陳垣晚年回憶説:“眼見國事日非,軍閥混戰連年,自己思想沒有出路,感到生於亂世,無所適從,只覺得參與這樣的政治是污濁的事情,於是就想專心致力於教學與著述。”

　　陳垣的第一本宗教史專著《元也裏可溫教考》,解決了“也裏可溫”就是元代對基督教各派總稱的問題。之前學界一直對這個常跟“和尚”聯絡在一起的外來詞彙困惑不已。而陳垣在44歲那年寫出的《元西域人華化考》,讓自己名揚天下,也讓蔡元培稱為“石破天驚之作”。

　　陳垣博覽群書,記憶力超群。早年在輔仁大學任教時,其他教員都把他當作活字典。有人比喻説:“他如知道某處地下有伏流,刨開三尺,定然能有魚跳出來。”即使在新中國成立之後,陳垣仍然扮演著這樣的角色。郭沫若出訪國外,與人討論關於楚辭的問題,有的一時搞不清楚,就打國際長途回來問陳垣。一直到90歲那年,陳垣還能把駱賓王的《討武曌檄》從頭到尾背得一字不差。有的學生回憶説:“在他眼裏,前人的錯誤不知怎麼那麼多,就像他是一架顯微鏡,沒有一點纖塵逃得過他的眼睛。不,他竟是一架特製的顯微鏡,專挑錯誤的……他的嘴相當厲害,對於錯誤的學者批評得一點也不留情。”

　　雖然驚嘆陳垣的天賦,但身邊的人也深知他下過的苦功。陳垣的學生兼助手劉乃和回憶,在他60多歲研究佛教史時,需要參考的一部典籍貯藏在一個潮濕陰暗的地方,多年無人進入,蚊蟲很多。他每天都是吃了奎寧就進去用功一天。平常他無論冬夏都是清晨4點起床看書寫作,午飯後只在椅子上靠幾分鐘,接著再寫。每晚9點多,最晚10點就睡覺。陳智超透露,有4年時間,因為每天都很早起床編《中西回史日曆》,苦心設計簡明方便的表格,結果陳垣得了胃病,只能吃麵。對於一個廣東人來説,這是件挺痛苦的事。陳垣曾在一次與北師大畢業生的談話中説:“我已82歲,越學習越覺得不夠,你們28歲還不到,應該學的東西還多得很呢!”

　　陳垣對《四庫全書》持續做了長達10年的研究。陳垣家住在北平城內西南角,貯存文津閣《四庫》的京師圖書館在城東北角。當時紫禁城前後的東西街道還是宮廷禁地,沒有直達道路,必須繞道走,來回路程需要三個多小時,逢陰雨風雪,甚至要4個多小時。他每天清早帶著午飯去看《四庫全書》,圖書館剛開館就趕到,下午到館員下班時才離開。就這樣前後斷斷續續讀了10多年,對這部包括3000多種、3萬多冊的大叢書作了詳盡的了解。

　　陳垣與胡適當了5年的鄰居,在學術上往來也很密切。不過,因為他專做“窄而精”的史學研究,與胡適的史學路數迥異。他曾對學生蔡尚思説:“像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之類的所謂名著,很像報章雜誌,盛行一時,不會傳之永久。”

　　擔任校長幾十年,陳垣從未間斷過給學生上課,且從不缺席、遲到

　　從1926年出任輔仁大學校長開始,陳垣陪伴著輔仁走過了27年,成為近代著名的大學校長。1952年後又繼任北京師範大學校長———在他91年的漫長人生中,大學校長一當就是46年。

　　擔任校長幾十年,陳垣從未間斷過給學生上課,且從不缺席、遲到。唯一一次缺席是母親辭世,回鄉奔喪。學生回憶起他多稱“援庵先生”,而非陳校長,大概是敬重他的學問,而不是他的官職。他對學生要求嚴格而不嚴厲,有頑皮的學生在背後稱他為“老虎”,但在課堂上,沒有人不自發地挺胸直坐、兩手分置雙腿之上,聽得入迷。好些受業者都説過:從來沒見過這樣會講授的先生。他講課,不像當時的一些知名學者那樣天馬行空,而是循序漸進、踏踏實實、面面俱到。一般老師不太喜歡批改作業,陳垣不僅認真批改,還和學生一起寫作業,並貼到教室墻上作比較。

　　因為是自學成才,陳垣更加重視學習方法。對於自己摸索出的經驗,他也樂於跟學生和後輩分享。從他那些著名的學生柴德賡、啟功、周祖謨、劉乃和等人的回憶文章中可以看出,陳垣對他們影響最深的,就是他的治學精神和方法。對於現在越來越虛妄的中國學術界,陳垣仍然是一面十分清晰的鏡子。

　　他認為,作研究工作,最重要的是尋求史源,如果研究唐以前的歷史,學生引了《資治通鑒》,他一定要問為什麼不引正史,是否只見於《資治通鑒》而正史中沒有?或者研究南北朝時期的歷史,引用《南史》《北史》而不檢對八書,他一定不通過。他常説,在準備材料階段要“竭澤而漁”,不漏掉一條材料。他文風嚴謹到極端的地步。啟功回憶,陳垣先生的母親去世,他發訃聞,沒有按舊時慣例寫“泣血稽顙”,而是把“血”字去掉,因為他覺得並不誠實。

　　他常把自己的文章拿給學生看。不過,看了不能白看,要提意見。有些學生不知道,只講好。陳垣就會説:“下次不給你看了,怎麼看了會沒有意見呢?”別人提了意見,他一般都會改,他認為,至少説明這個問題講得不清楚。他還經常教導學生,文章要寫,但不要輕易發表。放在抽屜裏,多放幾年都沒關係,學術性文章沒有時效性,過後拿出來看看,可以檢驗你的學問有無進步。再聽聽別人的意見,這個時候都覺得沒什麼問題,然後再發表。

　　雖然寫的是學術文章,陳垣卻很注重可讀性,除了易懂,還要吸引人。比如他取文章題目的時候,“貴于醒目,如能引發人的興趣更妙。”他在《順治皇帝出家》一文中寫到董妃的事情,很有意思。他笑稱:“看戲的時候,戲裏有一個旦角是不是人都喜歡看?董妃就是我那篇文章的旦角。”

　　啟功流淚寫下《夫子循循然善誘》一文,回憶初入輔仁大學教大一國文時,陳垣先生對他的耳提面命,第一條就是:一個人站在講臺上要有一個樣子,和學生的臉是對立的,但感情不可對立。啟功説:“老校長教導我的樣子,我現在蘸著眼淚也能畫出來”。

　　他一直處於感情上的“被爭奪”狀態,偶爾表現出痛苦、無奈和些微的軟弱

　　在情感關繫上,陳垣很少表現出他在其他方面那種主動性和掌控能力。陳垣有兩個母親,先後有三個妻子,十一個子女。他一直處於感情上的“被爭奪”狀態,偶爾表現出痛苦、無奈和些微的軟弱,以及孤獨。不過他沒有寫日記的習慣,感情不外露,兒孫也不敢問。

　　陳垣5歲時,因為三伯父沒有子嗣,陳垣的父親把陳垣過繼給三伯父。陳垣後來回憶説,雖然與過繼母親李氏生活在一起,她對自己也百般關愛,但畢竟是在生母周氏的懷抱中長大,對她還是很依戀的。每次吃飯,他總是在過繼母親處吃一點,然後又偷偷跑回生母那裏去吃飯。生母雖然識字不多,但是經常教他唱兒歌。陳垣見到母親時還會唱上幾句,逗母親開懷。兩房離得很近,很容易就跑過去了,好像是“身在曹營心在漢”。五六歲他就離開家鄉到廣州求學,除了有限的幾次回鄉省親外,很少與母親見面的機會。他常因不能親手侍奉母親而內疚。

　　聰明博學,又長得一表人才,廣州時期的陳垣被稱為“靚仔垣”。陳垣的孫媳、陳智超的妻子曾慶瑛説:“他能説會寫,經常在報刊上發表文章,擅長演講。他名氣與日俱增,招來了不少開放女性的追求。陳垣有段時間用筆名發表文章,其中一個筆名是艷,友人問他何意,他坦言是他最喜歡的一個女朋友。”

　　因赴北京從政,陳垣突然跟以前的生活切斷了聯絡。包括“父母之命”的原配妻子鄧照圓。雖然這個識字不多的小腳女人對他一片癡心,並把自己的名字改為“照圓”,終究因為彼此思想的巨大隔閡,讓這樣單方面的映照變得遙遠而無望。鄧照圓知道他喜歡吃家鄉的鯪魚,後來就讓子女買來曬乾,寄到北京。二房吳淑媛也沒有隨他去北京,一次因意外失足落水而亡,年僅28歲。

　　後來追隨陳垣去北京的徐蕙齡,是他在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師妹和學生。他們共同生活了近40年。兩人後來感情不和,出現矛盾。1932年陳垣給在廣州的兒子約之寫信:我近日處境,亦極困難。上不得兩母歡心,下不得妻子滿意,中不得弟妹怡悅。時時撫心自問,只覺讀書一世,不曉做人。

　　1966年5月,陳垣的兩個妻子先後去世,相差不到一週。這時,陳垣已經是86歲的老人了。

　　在“文革”中,陳垣沒有受到直接傷害,是因為家人給中南海寫過兩封信,一封給周總理,一封給康生。曾慶瑛透露:“過去的學校領導、朋友,不是靠邊站,就是被批鬥、被打倒,大家都自身難保,也就很難顧及于他了。他整天提心吊膽、悶悶不樂。對形勢的發展陌生、擔憂又不理解,只能保持沉默。”文革中他最不能忍受的是工作被迫停止了。一次,和曾慶瑛談到書籍的出版問題時,他很不高興地説:“現在什麼事情也不能做了,讓我等死麼?”

　　1971年那個動蕩的夏天,91歲的陳垣在病痛和苦悶中離世,留下他無法保護的學生和家人。這離1951年國家主席毛澤東在國宴上向人介紹“這是陳垣先生,讀書很多,是我們國家的國寶”,相差正好20年。

　　(本報道參考陳智超編《勵耘書屋問學記》(增訂本),張榮芳、曾慶瑛著《陳垣》、曾慶瑛著《陳垣和家人》。感謝陳垣長孫陳智超先生、孫媳曾慶瑛先生,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陳垣研究室主任周少川先生的學術支持。)

　　總策劃:楊興鋒王春芙

　　總監製:王培楠

　　採訪統籌:陳志戴學東梅志清

　　編輯統籌:郎國華李賀

　　版式統籌:夏彩霞

　　本版采寫:

　　南方日報駐京記者陳祥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