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券監管當告別“父愛主義”

　　蘇培科/文

　　在中國，大家一致認為證監會主席就是坐在“火山口”上的人，他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被高度關注。尤其在一個開戶數超過1.6億戶、散戶數量佔絕大多數的市場裏，如果市場的基礎制度不完善，只重融資功能而不重投資功能，市場到處充滿著欺詐，監管部門不作為，在股市低迷、股民財富灰飛煙滅時他一定會被千夫所指。

　　現在，重擔壓在了新一任證監會主席郭樹清身上。郭樹清接任中國證監會主席僅100天，監管新政頻頻出臺，而且招招切中要害。比如在一個典型的“鐵公雞”市場裏強化分紅回報機制；在一個誠信缺失、欺詐成風的市場裏“零容忍”內幕交易和證券期貨犯罪；在一個烏雞變鳳凰、垃圾滿天飛的市場裏推行退市制度；在一個既得利益錯綜複雜的市場裏搞新股發行制度市場化改革……這已經遠遠超過了新官上任三把火的範疇。最難能可貴的是，郭樹清在證券期貨監管工作會議上的發言極有亮點，讓人欣慰不已，他明確提出下一步要大力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堅持市場優先和社會自治的原則，主動改變監管理念和方式，大幅減少事前準入和審批；以市場優勝劣汰機制為導向；以充分、完整、準確的信息披露為中心，強化資本約束、市場約束和誠信約束。

　　如果郭樹清在任期能夠完成這些計劃，若能改變父愛主義的監管理念和放棄權力發審，這將是中國證券監管體制改革的一場革命。因為困擾新股發行制度市場化改革的攔路虎就是裁判員與運動員的角色混淆，監管之中夾雜著利益，利益之中又有利益保護，如果能夠改變權力發審和斬斷權力尋租的各個利益鏈條，將是中國股市走向真正市場化的標誌和里程碑。

　　行政主導下的額度制、審批制、核準制，可能初衷是好的，是想選擇優質的上市公司，防止劣質公司上市圈錢，是想讓資本市場健康發展。但實際情況與父愛主義的初衷背道而馳，行政主導下的權力發審不但沒有選出優質的公司，反而成了權力尋租的溫床，各種帶有財務欺詐的公司通過形形色色的公關，紛紛高價上市圈錢，拿了好處的監管部門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而這些公司卻成了打不得、罵不得的保護對象，對媒體揭露出來的“壞孩子”，只用低廉的處罰成本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過低的違規成本恰又默許了他們的胡作非為，結果扭曲了各種市場化的功能，成為阻礙市場化改革的最大障礙。

　　從郭樹清的改革新政來看，很顯然他想改變目前的現狀。一旦新股發行制度改革著手改變行政審批制度和改變父愛主義監管理念，堅持以市場化和社會自治為原則，還中國股市一個真正的市場化發行是有希望的。

　　監管體制改革的大方向我堅決贊同。只是在改革細節方面我建議對新股發行制度改革實施兩步走：第一步要儘快將發審委從權力監督部門中獨立出來，讓“裁判員”與“運動員”的角色分開，嘗試將發審權力下放給交易所，採取“工序化”、“標貼制”等透明化發審，明確各個審核環節中的權責，方便事後問責；第二步建議儘快取消司法前置程序，引入集體訴訟制度，啟動註冊制，走真正市場化的發行制度，減少權力尋租的環節，減少審核部門“雁過拔毛”，將選擇“好公司”的權力還給市場、還給公眾。

　　但有人極力反對註冊制，認為在核準制下都很難保障上市公司的質量，一旦搞註冊制會泥沙俱下，會讓市場大亂。其實大可不必擔心，註冊制並非是完全自由放任的自由市場，反而合規監管更加嚴格，要接受社會公眾的全方位監督，其實約束條件更多了，雖然只要符合上市條件的公司都可以申請上市，但必須要有保薦承銷機構、會計師、審計師、律師事務所等仲介機構合力舉薦，才能夠“註冊”成功。而一旦發現上市公司違規造假就立即停牌退市，並且嚴懲造假者和“幫兇”（仲介機構），給他們罰以重金，以補償受害者的利益，當然這需要集體訴訟制度和司法的配合。

　　其實，改變權力發審的目的就是為了斬斷監管部門在新股發行中的利益糾葛，還原監管部門的監管本職，還原市場約束機制。但僅讓監管部門放棄利益還是不夠的，還應該斬斷各大機構在新股發行中的利益鏈條。對券商，務必要叫停他們的“直投+保薦”模式，因為在利益驅動下他們一定會做高發行價、抬高上市價，從而造成新股發行的“三高”；對基金等機構投資者要取消網下申購，在發行環節取消特權分配機制，讓所有投資者公平申購；對會計師、審計師、律師事務所等仲介機構要從嚴監管，讓他們保持獨立性和專業性，別再成為上市公司造假的專業顧問和專業幫兇……

　　同時，應該儘快取消荒唐的“信息指定披露媒體”，他們恰恰是導致信息披露不充分和上市公司欺詐的原因之一，他們毫無原則的“維穩”經常會掩蓋事實真相，反而誤導決策。

　　(作者係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首席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