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500部新片，但很多長得都一樣，繁多掩蓋不住單調；熱錢涌動，但大都只願意重復那些已被證明的市場成功，豐裕也挽救不了貧乏，這到底算不算中國電影的好時代？

　　文 /彭韌

　　“現在應該算是個好時候，錢涌進來了，新人也冒出來了，大家都有機會（拍電影）了。”在北京麗都飯店附近的雕刻時光咖啡館裏，電影導演楊樹鵬吐出一口煙，説話聲音輕得幾乎聽不見。他的第三部電影正處於最終剪輯階段，連續熬夜工作讓他眼圈發青，只能不斷地靠抽煙來提神。再次吐出一團煙霧後，楊樹鵬又修正了自己的説法：“至少大家能看到機會了。”

　　北京東三環、四環之間影視公司和影視圈裏的人扎堆，這家名字取自俄羅斯導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書名的咖啡館也成為了圈裏人常約會見面的地方。剛落座，楊樹鵬就發現了一個電影頻道的老朋友。店裏坐著的每個人似乎都跟電影有點關係，男性打扮得像藝術家，女性則不少擁有超常規的美貌，中文、英語和廣東話夾雜的低聲細語間，“新項目”、“好案子”、“卡司”、“Fund”這樣的詞在瀰漫的煙霧中飄來蕩去。

　　楊樹鵬所説的好時候，比照的是從20世紀90年代初到21世紀初這一段國産電影業的低潮期。原本屬於國家文化事業的電影從行政體制中脫離，但還沒完成市場化轉型，大量DVD和錄像帶等音像製品衝擊國內電影市場，國內年票房收入一路跌落到10億元以下，大部分還來自跟國外分賬的10部進口大片—要知道，早在1992年中國電影總票房就達到了32億元人民幣。沒觀眾自然也就沒有投資，行業一潭死水，電影人只能改行拍電視劇、拍廣告、拍MTV，拍所有能掙錢的東西。

　　那時的楊樹鵬還在中央電視臺《實話實説》節目擔任編導。2002年之後，楊樹鵬成為崔永元策劃的紀錄片《電影傳奇》的總導演，這個節目讓人們回想起國産電影的黃金年代，那時電影是中國普通人最重要的精神文化食糧，一部電影能影響一代人。也正是以這一年年底公映的國産大片《英雄》為開端，國産電影市場開始了復蘇，隨後的八九年間，中國電影票房幾乎以年均增長超過30%的速率快速增長，直至2011年中國電影市場創紀錄地實現了超130億元人民幣的年票房總收入。曾經看起來遙不可及的單片億元票房，現在每年都有十幾部電影可以輕鬆跨越。

　　不過，這個好時候的成色還是不夠足。考慮到中國巨大的人口基數，130億仍舊只是個差強人意的數字。兩個可以用來橫向對比的産業數據是，中國動漫遊戲行業在2011年的産值超過了1100億，而中國洗浴行業2011年的總收入則超過1500億；縱向比較的話，雖然票房收入屢創新高，但扣除通貨膨脹的影響，觀影人次還遠遠沒有恢復到20世紀90年代之前的水準，1979年中國創紀錄的293億總觀影人次仍是2011年10億左右總觀影人次的數十倍。

　　雖然市場增長帶來了熱錢，但這些錢能不能呆在行業裏還是個問題。製片人萬軍描繪行業現狀是“85%的電影項目都賠錢，至少不盈利，剩下15%的盈利項目則被外界大大放大”，一個眾所皆知的現象是，除了投資人，大家都掙到了錢，可是投資人沒掙到錢的話，誰又能保證錢會一直源源不斷呢？熱錢往往也是缺乏耐心的，背後的金主很多只是被一時的玩性所驅動，等這個産業的光環在他們眼中消散就會掉頭走開。而一旦資本大規模撤出，熱錢沖刷過的産業會比以前更加乾涸，這一幕已經在很多國家的電影業發生過。

　　無論如何，這個好時候還是讓楊樹鵬在“第一部電影悄無聲息、第二部電影死水微瀾”的遭遇下仍然得到了拍攝新片的機會。這部今年即將上映的抗戰題材電影目前還只有一個英文名“An Inaccurate Memoir”（《不準確的備忘錄》），它的中文名《匹夫》則正在等待電影局的審核。總局領導也説不出這名字具體有什麼問題，就是“覺得怪怪的”。

　　楊樹鵬並不指望這部未定名的新片能票房大賣，雖然有黃曉明、張譯和張歆藝這些明星出演，但他仍然為能否收回投資惴惴不安，“我老覺得市場是一個拴了鐵鏈子的猛虎，説不定哪天掙開鐵鏈子就咬你一口，特別惹不起，”香煙也擋不住楊樹鵬的疲憊，他深深地打了幾個哈欠，“它可以直接把我送回到再也拍不了電影的境地。我有好幾個這樣的導演朋友，他們都很難再拍電影了。”

　　1年度黑馬

　　鮑鯨鯨有點懵。2011年11月《失戀33天》熱映期間，在北京大學舉行的一個交流編劇心得的小規模研討會上，作為編劇的她對於所得到的評價顯然缺乏心理準備。她在發言時説話一個字一個字地往外擠，完全無法讓人想到朋友對她“大剌剌，有點二”的評價。

　　當一位專家點評片中以男閨蜜形象出現的男主角王小賤是“中國文學史上都很少見的在男性文學和女性文學中架起了橋梁的男性形象”時，鮑鯨鯨有點茫然，只是説：“我沒想那麼多，就是身邊有這樣的人。”而當一位老師稱讚鮑鯨鯨是當代的卡夫卡時，她沒再説什麼，只是臉色看上去更蒼白了。

　　本來，這個故事只是大學畢業後大部分時間無所事事的鮑鯨鯨，由於跟男友吵架分手，鬱悶中通過一個叫“大麗花”的ID在豆瓣網上傾瀉情緒的産物。這個故事聚集起了一批忠實讀者，其中也包括完美世界旗下的簽約導演滕華濤。畢業于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的滕華濤承認，其實這個故事不太適合改編成電影，它缺乏跌宕起伏和起承轉合，但不缺乏打動人心的真情。在他的理解中，電影魅力來自於一大堆人在一個黑屋子裏尋找共鳴，而《失戀33天》就是一個能夠讓人産生共鳴的故事—可能這個世界上沒有人沒失過戀吧？

　　這不是拍過《蝸居》、《雙面膠》等熱門電視劇的滕華濤第一次拍電影。此前，他拍過一部叫做《心中有鬼》的電影，那部電影的主演是黎明和劉若英，監製是金牌製片人陳國富，編劇張家魯和攝影李屏賓都是業內翹楚，這個堪稱豪華的陣容最終結果卻並不算好。滕華濤在製作電影的過程中聽了太多其他人的意見，“最後連錯都不知道錯在哪，也不知道誰該為這個結果負責。”當時他下定決心，下一部電影無論如何要按自己的心意來做，“哪怕錯也知道自己是怎麼錯的。”

　　剛看到劇本時，完美世界影視文化有限公司總經理諶榮並沒有像滕華濤那樣信心十足。跟這個圈子裏的大多數人不一樣，諶榮是理工科出身，曾經在波士頓諮詢和惠普等跨國公司擔任職業經理人，説話字斟句酌，總是在總結規律的同時強調永遠會有特例和意外。在諮詢公司形成的思維習慣讓他對電影業的産業規律也迅速地進行了分析與歸納：“觀眾走進電影院，他最終想要購買的是一種感覺，比如情人節他想買浪漫，春節他想買喜慶，平時可能想購買放鬆。”

　　諶榮的説法道出了商業電影的基本規律—類型（Genre）。電影是一種預先付費的産品，為了讓觀眾在進入電影院前能夠依稀分辨電影的內容和品質以做出選擇，片名、演員陣容、預告片都是相應的手段，但更重要的，還是類型。類型能夠最直接地告訴觀眾，他們可以期待在這部電影裏看到什麼：喜劇片一定會填充大量笑料，歌舞片一定會添加載歌載舞的片段，武俠片則一定能看到拳打腳踢的格鬥場面。類型是商業電影細分觀眾群的解決方案，有了類型的指引，觀眾就能進行相應的選擇。

　　剩下的問題是，觀眾們在什麼情境下最希望看到失戀這個主題？

　　2010年春天，在三里屯的一家小酒吧裏，諶榮和滕華濤兩個年過四十的未婚男士達成一致，提前一年多定下了這部小成本電影的上映日期：2011年11月11日，所謂的世紀光棍節。他們還清晰地界定了這部電影的目標客戶：北上廣青年女性。之所以是女性，是因為諶榮發現情侶永遠是最主流的觀影人群，而其中女性往往是決定看哪部電影的人。

　　這些做法並不算太常規。國産電影很少預先確定目標觀眾，而投資預算不到1000萬的電影一般也是輪不著定檔期的，國內電影市場素有“大片定檔期、小片搶檔期”的説法，好在這個光棍節只是個網民起鬨鬧出來的節日。等片子拍出來，諶榮決定把上映日期再往前提三天，因為口碑效應往往需要幾天時間才能發揮作用。果然，光棍節晚上，這部應景的電影熱到一票難求，一些本不在目標客戶群中的觀眾，比如高校學生甚至也整寢室出動來到影院買票。最終它以3.46億的票房收入成為今年國産電影的票房贏家，85後的編劇鮑鯨鯨也由此成為最年輕的億元票房俱樂部成員—她和這部電影迅速成為了成功的標本。雖然研討會上的專家並不願意相信這只是個中彩票式的奇跡，但把這個小姑娘當成“當代卡夫卡”應該不是它的正確答案。

　　《武林外傳》的導演尚敬認為《失戀33天》票房的成功並不難以理解，它就是解決了電影拍給誰看的問題，“好比在青年人聚集的地方，開個古香古色的茶館不合適，就應該開個咖啡館”。而比起這家咖啡館的成功，真正讓人困惑的問題是：為什麼咖啡館到現在才開張，數量還這麼少？

　　2失算

　　銀幕上的古裝士兵倒地吐血身亡，影院中的觀眾則哄然大笑—這不是在上演一齣喜劇，而是一部2011年11月上映的名叫《楊門女將之軍令如山》的香港電影。幾乎在劇中每個人物受傷或者死去的煽情點，觀眾都會報以笑聲，尤其是兩個分別叫做“陽春”和“白雪”的配角死去的時候，觀眾們笑得尤其開懷。

　　“這是個隱喻麼？”一個笑得快直不起腰來的觀眾問自己的同伴。

　　影片最終在笑聲和罵聲中結束，有的觀眾甚至激憤地喊出了“退票”的口號。不過，無論再怎麼失望，電影院也沒有義務退票—不管電影本身品質如何，影院已經圓滿完成觀眾為之付費的放映服務。雖然電影業像國內幾乎所有産業一樣充斥著劣質産品，但它畢竟不像牛奶，其低劣可以用三聚氰胺超標或者黃曲黴素過多這些可測度的指標來衡量。

　　電影的價值來自於觀眾的主觀體驗，用同樣的錢消費不同的兩部電影，觀眾所得到的體驗可能有天壤之別，有人也許會覺得這是這輩子花得最值的幾十塊錢，也有人可能覺得還不如直接把這錢扔進垃圾桶；但即使是《楊門女將之軍令如山》這種幾乎一邊倒挨罵的電影，仍然不乏真偽難辨的支持者。

　　也許很多人不知道，投資950萬、票房3.46億的《失戀33天》還遠不是2011年投資回報率最高的國産電影。這一“榮譽”屬於一部叫做《B區32號》的恐怖片，這部號稱亞洲《鬼影驚魂》、國內首部偽紀錄恐怖片的電影在2011年以不足7萬元的投入，獲得了1395萬元的票房。同時，也得到了2.3分的超低豆瓣評分和大量觀眾在觀影過程中要求退票的遭遇。一位看過此片的豆瓣網友對自己的選擇悔恨不已：“我不是看不起這電影，我是看不起我自己。”

　　不必質疑影院負責人為什麼會讓《B區32號》這種電影進入影院，他們的一線市場經驗已經一再證明：再爛的恐怖片也有觀眾，這就是類型片的強大。不過，類型片的形成一方面可以消除“貨不對板”的問題；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導致電影製作被偷工減料為拼貼和堆砌類型元素。原本寄託著導演情懷的電影創作，被縮減為按需定制的交貨，觀眾想看爆炸，就卡著表十分鐘來一個爆炸；觀眾想看武打，就讓劇中人不分青紅皂白見面就打，這種將手段簡化為目的的生硬思路正是“爛片”大行其道的堅實基礎。

　　電影是一種大宗産品，試錯成本高，因此多數人在摸索成功規律時，為求保險會儘量延續以往成功産品的思路。當一種類型或者某個賣點被一部成功的電影證明是有市場價值之後，它形成的一點美譽非得被模倣者弄成負資産才可能歇手，例如《瘋狂的石頭》當年在市場上就引發了三十多個“瘋狂”的系列。

　　賀歲檔上映的《東成西就2011》其實並不是當年那部喜劇片《東成西就》的續集。這部與《失戀33天》同在2011年11月份上映的電影，背後的産品策劃過程甚至更為精細。在香港導演劉鎮偉提出以全部歌星班底打造一部延續當年《東成西就》感覺的喜劇片時，製片方凱視芳華公司的王大勇和萬軍首先委託調查公司，通過問卷向潛在觀眾詢問他們感興趣的電影主題。

　　王大勇從事過廣告和公關，曾經寫過一本叫做《電影營銷實務》的書，萬軍則做過很長時間的電影發行，這讓他們更強調在影片開拍前就尋找市場定位。通過調查，他們認為這部電影需要有三個賣點：第一個是要講年輕人的故事；第二個是要跟成長有關聯；第三要有愛情，如果能用到穿越、戲劇這些元素就更好。根據這些規定條件，劉鎮偉開始構思他的《東成西就2011》。

　　劉鎮偉是一個全才型的電影人，他可以勝任編劇、導演、策劃、監製甚至電影公司的財務經理，能夠駕馭僵屍片、愛情片、恐怖片等各種類型片。不過他最擅長的還是充滿調侃、解構意味的喜劇片，屢屢被投資者當成拯救市場和票房的強力工具。1990年他拍攝的《賭聖》是香港開埠以來第一部票房超過4000萬港幣的電影，並且讓周星馳一夜爆紅；《九二黑玫瑰對黑玫瑰》掀起了粵語殘片的懷舊之風，並創下了香港迄今為止最長時間的上映記錄。

　　正如劉鎮偉電影迷的分析，他是個技巧熟練的手藝人，他的電影魅力，是建立在針對當時社會背景的調侃和對當時社會上流行的元素進行再包裝和顛覆上。隨著香港本地電影市場的逐漸萎縮，劉鎮偉和其他香港導演一樣來到大陸市場。跟大多數香港人一樣，劉鎮偉的普通話説得不靈光。同時他否認自己做的事情具有任何形而上的意義，並拒絕對自己電影的所有文化解讀。比如，《大話西遊》不是什麼後現代主義經典，只是一部情急之下沒有經過完整加工的半成品，而電影裏那些被內地青年熟記的經典臺詞也只是為了“嘲笑悶騷的老友王家衛”。

　　就像劉鎮偉説不慣普通話，大陸市場讓他感覺有些水土不服。《越光寶盒》使用了當年《大話西遊之月光寶盒》的名字，票房過1.4億，而號稱中國《變形金剛》的《機器俠》則勉強保本。為了與他心目中的國內市場貼得更緊，在新片中他加入了大量時下流行的網絡潮語和段子，看起來，這個産品市場前景應該不錯。

　　經過精心計算的《東成西就2011》在首周獲得了5160萬票房，這是一個不錯的開頭，根據經驗，首周5000萬以上的票房一般最終都能上億，可是《東成西就2011》的票房在第二周便開始下滑，在餘下上映時間只得到了近2800萬票房。“第一週票房看營銷攻勢，第二周的票房一般就開始更多由口碑決定”，一位資深營銷人士分析説。而2011年不少全明星陣容的大片都遭遇到這種“失算”問題，《金陵十三釵》的表現也遜於預期—製片方曾放下話來要拿到10億元的票房，結果實際票房只有4.9億元。“觀眾的口味開始發生了變化，”一位製片人説，“明星+卡司的大片內容有時過於虛無縹緲，真正發生在觀眾身邊的事情更容易打動他們。”

　　這再次説明這個市場裏有些成功因素是靠計算無法完全算出的。諶榮推算《失戀33天》的方法聽上去很有道理，但是未必能在下一次讓他的另一部片子鐵定獲得成功。有一個説法是，中國還是缺乏真正能夠以正確模型去推算市場需求並且能將其傳達給導演，鼓勵對方生産出優質産品的全能製作人。還有一個説法是，電影好歹是種精神産品，無法完全變成機械化大生産，拿個圖紙來當成車床似的拆拆裝裝。人人都知道，故事、資金、演員陣容、宣傳發行、院線以及檔期配合是保證一部商業片成功的六大元素。每個人算起自己的産品定位時都能自圓其説，頭頭是道；但面對活生生的觀眾，面對他們瞬息萬變深不可測的內心，即使是劉鎮偉也有可能“猜到了開頭，但猜不到結尾”。

　　3我心匪席

　　就在參加2010年9月的多倫多電影節前幾天，導演張猛和製片人甘惠茵還在為《鋼的琴》配樂而爭執不下。張猛堅持要用幾首他也不知道名字的俄羅斯樂隊的歌，還有一段任天堂經典遊戲超級瑪麗的電子音樂，甘惠茵則拒絕在沒有購買配樂版權的情況下使用，堅持必須換上韓國音樂家借調模倣的配樂。

　　雖然甘惠茵也同意張猛選用的配樂效果更好，但長期做電影海外發行的她很清楚，參加國際電影節的電影是不能在版權方面出任何問題的，否則一定招來訴訟。幸好，幾乎是甘惠茵認識的唯一一個俄羅斯人告訴她，這是俄羅斯著名搖滾樂隊柳拜（Любэ/Lube）的歌，她於是輾轉聯絡上柳拜樂隊的代理人購買歌曲版權，任天堂也通過電子郵件授權他們使用那段超級瑪麗的配樂。這部拍攝過程中幾次資金枯竭的電影，再次把賬上的最後一點錢花了出去。

　　甘惠茵是香港人，此前她一直在行事正規嚴謹的製片公司工作，在內地做過《越光寶盒》和《機器俠》的發行，《鋼的琴》是她以個人身份擔任製片的第一部電影。在深圳一個電影項目創投會上昏昏欲睡地聽過幾十個無聊創意後，她相中了張猛講的這個父親為留住孩子而自己造鋼琴的故事，這個故事讓她想起了前些年爆冷大賣的英國電影《光豬六壯士》，它很有些經典電影的格局：一群各懷絕技的小人物，齊心協力幹成了一件看似不可能的壯舉。

　　創投會後，她給張猛發郵件商量投資，本以為會得到熱烈回應，可張猛的回復總是只有寥寥數語。四個月之後她碰上了張猛，張猛解釋説，他是在按時間收費的酒店上網，上久了嫌貴，甘惠茵心説“現在還有這樣的導演”，當時便決定幫張猛做這個項目。

　　一圈投資人找下來，基本上個個都搖頭，有人勸甘惠茵也趕緊從這個項目脫身，還有人答應了投資但錢最終沒到位。此時張猛的劇組已經在鞍山廢棄的紅旗拖拉機廠準備開機了，甘惠茵只能把自己和朋友的錢先湊起來。這個粧容精緻的香港女人第一次到東北，“知道東北冷，但沒想到那麼冷”，不過，瀋陽人張猛還嫌不夠冷，這個故事他本來設想就該發生在冰天雪地之中，而他們拍攝是在三四月份，東北已經開始解凍了。

　　除了天氣沒法改變，這個經歷過數次資金枯竭，最慘時賬戶上只剩下47塊錢的劇組沒在製作上打折扣。他們想盡各種辦法來解決資金窘迫，女主角秦海璐演到一半還放棄片酬成了出品人。整個拍片過程像極了電影所描述的故事本身：下崗工人在廢棄的工廠用回收鋼材造出一架鋼琴，觀眾和劇中人一樣，乍聽到時都不敢信：“造鋼琴，那得是多大的事業啊？”

　　拍電影又何嘗不是。在甘惠茵這種美國電影製作專業科班出身、香港成熟製片體系待過的人看來，儘管大陸電影市場突飛猛進，但幾乎電影生産的每個環節都處在前工業階段，缺錢、缺制度，更缺專業人才，這讓小成本電影製作的過程不專業、費勁，同時又充滿樂趣。

　　“回頭想想我都不知道是怎麼過來的，怎麼沒投資也拍出來了，”甘惠茵現在可以笑得很開懷，她説這其實是她拍得最開心的一部電影，“但這個過程我也不想再來一遍了。”

　　即使如願得到了東京電影節最佳男主角這樣的A級電影節大獎，即使擁有圈內人士和媒體的熱情推薦，夾在《變形金剛3》和《哈利波特7》兩部大片之間，花了500多萬元拍的《鋼的琴》最終還是只得到了641萬元票房。對大片，壞口碑一般會從影片上映第二周開始影響票房；對小片，好口碑則根本未必管用—因為它可能在好口碑流傳之前就已經大批減場，甚至下線。

　　能夠進入影院對於這部文藝片來説，已經算是成功。“名和利不可兼得，這部電影賺名，下部電影再賺錢吧，”甘惠茵直率地説，“總是拍《鋼的琴》這樣的片子，我會窮死；總是拍那些商業片，也不是我當年改行從事電影的目的。”

　　2006年，滿腦子創作主張的楊樹鵬在電視臺這種只需做出技術性決定的崗位上倍感壓抑，他決定離開那裏，並拍攝一部真正的電影—這是他十幾歲初中輟學後在社會上遊蕩時就有過的念頭。他把自己和幾個朋友的錢都押了上去，拍了一部“習作感很強”的電影《烽火》，主演是一年之後成了一線明星的張涵予。這部在影院“一日遊”的電影因為在上海電影節得到了亞洲電影新人獎而收回了成本。

　　楊樹鵬將自己想拍的電影定位為“具有強烈個人風格的小眾電影”。他偏愛邏輯斷裂的劇情，迷戀隱瞞重要信息，正如他相信生活本來就充滿漏洞。他故事裏的人物也跟他在人生經歷中所見到的人一樣，談不上善良也談不上邪惡，只是隨機應變，逐利而為。

　　但這種語焉不詳和意圖不清顯然讓他的電影難以被市場廣泛接受，他的第二部電影《我的唐朝兄弟》跟大多數國産電影一樣，票房不到千萬，但卻有些意外地贏得了部分圈內人和媒體的好評。中國影響力最大的紙媒之一《南方週末》為這部電影做了連續兩期的大幅報道，話劇導演牟森評價這部電影是“中國將黑澤明轉化得最好的電影”。

　　在該片的廣州試映會上，楊樹鵬見到了幾乎全部《南方週末》廣州編輯部的采編人員，他們大都是觀影頻率高於普通人的重度文化消費者。楊樹鵬當然有遇見知音的喜悅，不過他還是明白，“那些喜歡我的人的數量，不足以養活我的電影”。好在他也不奢望自己的片子能成為票房奇跡：“我特別希望喜歡我電影的人都能看到這個電影，而不喜歡我電影的人就完全不要去看，因為我也不願意耽誤你們的時間。”

　　每年有超過500部新片誕生，但很多長得都一樣，繁多掩蓋不住單調；熱錢涌動，但大都只願意重復那些已被證明的市場成功，豐裕也挽救不了貧乏，這到底是不是個好時代？

　　“很多人很聰明，老謀深算，他們明明能拍更好的電影，但是他們就是不拍，他們放棄了，他們不想跟自己較勁了，”楊樹鵬覺得自己能做的，就是努力做他想做的那部電影，不管它是高級的還是不高級的，賣座的還是不賣座的。可是他也承認，商業成功幾乎是現在的唯一標準，“住100平方米的房子跟住600平方米的房子差別特別大，開夏利跟開賓利差別也特別大。”

　　他的微博簽名是一句引自詩經的話：“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意思是我的心不是一張席子，任人打開又捲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