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稱“國不富，民不窮”

　　財政部日前公佈數據顯示，前8個月全國財政收入74286.29億元，同比增長30.9%。由此測算，今年財政收入將突破10萬億。而與之對應的是，大部分居民感覺自己的收入並沒有明顯的增長。

　　很多人擔憂我國財政收入增速過快，或將抑制居民和企業的積極性，並導致“國富民窮”。

　　“國富”嗎？

　　財政部財科所副所長王朝才向《中國經濟週刊》分析認為，去年GDP調整到40萬億左右，今年GDP應該是45萬億，10萬億財政收入僅佔GDP 20%多一點；而且負了20多萬億的債務。如果把土地之類的收入去掉，確實不算高。

　　“民窮”嗎？

　　“民窮也談不上，只能説國民收入分配比例稍微小一點。”王朝才説。

　　跟王朝才有相同看法的還有國務院參事、中央財經大學稅務學院副院長劉桓，他接受《中國經濟週刊》採訪時果斷地表示：“國富民窮這種説法基本上應該否定掉。”

　　劉桓得出這一判斷的依據是，當前我國財政預算改革在做結構調整，向民生傾斜的越來越大，財政收入用於老百姓生活開支所佔的比重比過去高很多。

　　據財政部公佈數據顯示，去年全國財政用於與人民群眾生活直接相關的教育、醫療衛生、社保等方面的支出近3萬億元，同比增長21.1%，用於民生的支出合計佔全國財政支出的三分之二。

　　“總的來説，生産建設性的財政朝著民生公共財政方面轉換，這個力度還是很可觀的。”劉桓説。

　　誰最感到稅負不合理？

　　針對福布斯“中國稅負痛苦指數全球第二”的説法，《人民日報》發文予以否認，稱中國宏觀稅負低。福布斯的“稅負痛苦指數”以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個人、企業繳納社會保險費用，增值稅，財産稅六稅種簡單相加的算法，科學性較差，並不能反映真實情況。理由是，這一計算方法存在多種缺陷，包括名義稅率不等於實際稅率、最高邊際稅率適用範圍很小等。同時引用了《中國統計年鑒2010》等多方數據，並採訪了多位專家，指出以國際標準“宏觀稅負”衡量，我國稅負並不高。

　　對此，福布斯再度回應稱，“稅負痛苦指數”並非針對中國。各國情況不一，選取共同點比較可能存在不足，但不能説它不科學。稅負痛苦指數最大的意義，在於提供了一種國際比較的參照，並且與其他發展中國家比，中國稅負水平是偏高的。

　　但《人民日報》與福布斯卻得出了一個共同結論：中低收入者以及中小企業對當前稅負水平最感到不合理。

　　在湖北省財政廳紀檢組副組長、監察室主任傅光明看來，國家與政府執政的目的，是實現全體人民群眾的富裕，讓更多的財政收入用於民生工程，為百姓造福乃是根本。在我國當前財政收入增長較快的情形下，減稅勢在必行。

　　結構性減稅是方向

　　減稅成為我國稅制改革的主要方式始自2004年，溫家寶總理在當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三提稅改。近年來，“結構性減稅”逐漸成為我國稅制改革的主要方式。

　　“結構性減稅”一詞首次被提出，是在2008年12月初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所謂結構性減稅就是“有增有減，結構性調整”的一種稅制改革方案，是為了達到特定目標而針對特定群體、特定稅種來削減稅負水平。

　　劉桓向《中國經濟週刊》表示，中央明確提出，“十二五”要實行“結構性減稅”。結構性減稅的意思有兩點：第一，我國的稅負總體上要下降，要讓企業有更寬鬆的經營環境和條件；第二，稅制的稅種調整是有增有減。減的，比如和老百姓密切相關的增值稅，應該有進一步減的空間和餘地。增的，比如在環境保護方面，為抑制高耗能、高污染産業的發展，要採取堅決措施對其施以高稅，對污染所造成的環境破壞加以補償。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也指出，要進行結構性減稅，“對於小企業、企業的創新活動還要給予稅收優惠要儘量減稅；但同時也要有結構性增稅，最典型的一個是資源稅；此外，特定稅種也要有增有減。”

　　嘉賓

　　王朝才

　　財政部財科所副所長

　　劉桓

　　國務院參事、

　　中央財經大學稅務學院副院長

　　楊志勇

　　中國社科院財貿所研究員

　　傅光明

　　湖北省財政廳紀檢組副組長、監察室主任

　　我國稅負到底重不重？

　　比較重

　　傅光明：我國的稅負還是比較重的，特別是流轉稅這一塊比較重，所得稅不是很重，但是所得稅這一塊徵管不嚴。我國稅收的來源主要是增值稅、營業稅這些流轉稅環節，可能存在重復徵收的現象。

　　福布斯説中國內地“稅負痛苦指數”全球第二，我對這個觀點不大認同。因為我國的名義稅收和實際稅收之間有很大差距，我國現在名義稅收很高，實際上不會像他們説的那樣高，如果特別重，我國的經濟就不會高速發展，企業就會垮臺，事實證明我國的稅負基本上是合理的。

　　不好説

　　劉桓：重與不重是相對而言的。如果國家的稅收大部分返還給居民，這就不重；如果大部分的稅收沒有返還到居民身上，哪怕比重再小，我也認為很重。所以重與不重，第一指的是稅收的絕對數；第二是稅收佔GDP的比重，也包括增長速度和GDP相比較；第三是指稅收返還給納稅人的比例有多少。這三個因素綜合分析，才能説重還是不重。

　　比例高不高，看宏觀稅負用什麼口徑。如果僅用國家預算內的收入，那是不高的，如果把中國特色加在內，如社保金等包括進來，那就不能算低了；如果把返還的數字作比較，目前還有很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

　　現在福布斯僅憑六個稅種的最高稅率的簡單相加，這個算法恐怕是經不住推敲的。

　　楊志勇：要看怎麼看這個問題了。要説重，隨便找一個國家比較下，是有些重；但是和北歐的一些國家相比，又不重。這個見仁見智。稅收佔GDP 5%或10%，有可能是重，但要看收上來的稅花到什麼地方去。

　　其實很多人都沒注意到福布斯那個排行榜的目的是什麼。比如有人説把最高稅率加到一起不合理，他就不知道是為了什麼，其實加到一起提供了一個營商環境，更多的是給投資者、富人們來看的，不是給一般人來看的。福布斯把每種稅的最高稅率加在一起，比如個人所得稅，加起來有45%，但是大部分人並不是45%。

　　減稅是否是未來稅改的目標？

　　贊成者

　　王朝才：我同意“減稅是未來稅制改革的目標”這一説法。目前我國有些稅的稅率實在太高了，像增值稅、營業稅等，可以適當地調低稅率，同時增值稅要擴大範圍，加強徵管，把降低稅率的損失補回來。

　　劉桓：這個我贊同。因為減稅是搞好經濟的一個步驟。企業生産、發展有很多內部、外部因素。內部因素包括經營團隊的水平、成本核算的嚴密性等等，但是外部成本核算，國家宏觀稅收制度、環境和條件，也是企業生産發展必要的因素。我的理解是，搞活經濟，核心是搞活企業。目前我國大中小企業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困難，尤其是中小企業，目前面臨著很多經營方面的困難，比如融資，市場的環境等等，都需要政府去創造良好的宏觀條件。所以，為搞好企業，減稅是“十二五”時期的主要內容。

　　傅光明：減稅是稅制改革的重要內容，應該向這個方面發展。目前增值稅對企業來説稅負是重的，應該降低一點。此外，農村的隱性稅收還是比較重，名義稅收和實際稅收還是有差距的，因此，國家要把老百姓的稅收降低。我國的稅收體制和西方不同，西方主要是所得稅，我國是以流轉稅為主，不單是減稅的問題，還要改革稅制。我國慢慢富強以後，要由流轉稅向所得稅方向轉變，所得稅更加公平一些，漏稅也少。

　　反對者

　　楊志勇：減稅肯定不是稅制改革的目標，稅制改革的目標是讓稅制更加完善。可以説未來稅制改革伴隨著減稅的措施，但不能説是目標。

　　實行減稅措施的前提是收入要達到一定水平。這些年來財政增長比較快，就給減稅提供了一定的空間。但我認為少提什麼結構性減稅，這些名詞都含糊不清。

　　我國的稅制結構是否合理？

　　不合理

　　王朝才：不合理，應該適當調高一點直接稅稅率，這樣作用就會大一些。現在看來，直接稅比重越來越低，個人所得稅低，遺産稅、財産稅很難出臺，而且這些稅種近期也不可能有進展。間接稅又存在增值稅和營業稅打架的問題。服務業中營業稅的稅負很重，比增值稅還重。

　　楊志勇：肯定有不合理的地方，比如現在增值稅、間接稅比重比較大，就帶來一系列問題。原來説發展中國家應該以間接稅為主，現在經濟全球化之後，發現不太對。於是提出要提高直接稅的比重，降低間接稅的比重。

　　合 理

　　傅光明：基本上是合理的。因為我們是發展中國家，財富還沒有積累到一定程度，我們的稅制不能完全搞西方那一套。我國的所得稅和流轉稅並存，要有一個過渡。但是另一方面，要開增一些新稅，像房産稅等。在西方，你買兩套房子，第二套房子就要交稅。

　　沒有合理與不合理之説

　　劉桓：沒有什麼合不合理的問題。世界上的稅制結構有三種，有的是流轉稅為主，像中國、法國；有的以所得稅為主，像英國、美國、日本；也有的以增值稅、所得稅、流轉稅並重。所以，稅制合不合理要因國、因不同時期而異，不能説什麼樣的結構就好，什麼樣的就不好。

　　在我國，很長時間之內，我判斷，流轉稅佔有主要的位置。因為所得稅為主的國家有很多條件，比如核算水平很高、納稅人申報的習慣養成、企業在經營核算中的準確度高、公民納稅的意識強，等等，這些東西如果不具備，我們就不能實現以所得稅為核心的稅制。所以，中國以流轉稅為核心的稅制將長期存在。

　　稅收調節貧富差距的作用有多大？

　　能調節貧富差距

　　王朝才：我們要更加強調稅收的收入功能，政府要通過稅收給老百姓提供公共服務，這是最主要的功能。稅收調節功能有一些，但是不能把它看重了，比如我們不可能個人所得稅一下子提高，世界稅率就這麼高，一提高富人都跑了，所以調節功能是受了很多限制的。像有些政策性的，比如節能、科技我們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大面積的稅收調節我們不主張。

　　劉桓：我們個稅改革基本的宗旨，就是要通過財政、稅收等政府的宏觀調控手段，調節收入差異。收入差異的調節，總的來説，有一個分配體制；就稅收、財政而言，財政手段可以通過財政的補貼、轉移支付讓最低收入人群受到直接的補貼。就財政之外的稅收手段而言，可以用所謂“削峰填谷”的辦法。

　　“削峰”就是把最高一級的收入通過稅收拿回到國家財政中，進行再分配，具體表現就是取消了40%的稅率，8萬元以上過去是40%，10萬元以上是45%，稅改之後8萬元以上統統是45%，所以在新稅制之下，少數收入很高的人群，稅收負擔增加了。

　　“填谷”就是通過稅改將個稅改革的起徵點，從2000元提到3500元，因此免稅的人群開始增加。關於新舊稅法的比較，我們算了一筆賬，如果你的月收入是38600元，新舊稅制條件下的稅負一樣，都是7775元錢；如果你的收入低於每月38600元，稅負會降低，如果高於38600元，稅負會增加。這個幅度已經改動很大了，在我國，目前月收入達到38600元的畢竟還是少數，所以少數人稅負增加，多數人的稅負是減少的。

　　不能調節貧富差距

　　楊志勇：貧富差距不是通過所謂的個人所得稅之類的稅種調節所能解決的。個人所得稅可以調節的餘地很少。當然可以調節富人，但是問題是很多富人你一分稅也收不到，比如那些煤老闆、油老闆都是現金交易。要發揮稅收的調節作用，就要認識到它的局限性，不要一説調節就講到稅。

　　傅光明：目前，我國在稅收徵管上跟西方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也存在很大漏洞，因此它調節的功能也受到限制，有難度。

　　再者，對富人稅負的控制、徵管還不嚴密。所以，單純靠稅收來調節收入差距不是很理想，不能完全依賴稅收來調節，要靠金融和其他手段來調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