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社會熱議一些二三線城市的地方政府害怕房價漲得快而被中央納入“限購名單”，主動出臺所謂的“限價令”，以期回避限購令的到來。例如近日房價上漲位列全國前列的遼寧丹東、廣東韶關等城市都推出限價令。

　　這些地方政府的心思很清楚，因為限價比限購有“彈性”得多，這些技術早有先例。比如設立一個較高的市場價作為指導價，相當於容納了大多數樓盤交易的真實價格；即使設立一個較低的市場價作為指導限價，遭遇到民眾質疑“很多樓盤都高於這個價”，那麼還可以辯解為“這個指導價是一個整體平均價”，至於真的是不是整體平均價？解釋權在政府手上，旁人也無從得知。

　　一旦“限價”置換“限購”，就相當於保護了市場的交易量，尤其是投資需求的交易量。在中央的房地産新政中，這個交易量是要被“剝離”掉的，中央的調控精神中根本性的一條就是“讓需求變成自住需求，用這個需求來對應目前的房地産供給”，借此希望能夠促使房價理性回歸。坦率地説，這個意圖並沒有實現，嚴格的限購帶來交易量的大幅度萎縮，但沒有帶來房價的明顯下跌，但是交易量萎縮直接後果是土地成交的萎縮，甚至很多時候地方政府下調土地價格後還是以“流拍”告終。這讓那些暫時還沒限購的地方政府感到不安，他們迫切保護房地産交易量。

　　而且，一線城市的限購令的確對沒有限購的城市房價是有推動的。因為，中國的房地産熱潮的主要推手是高通脹預期，目前CPI和一年期存款之差大約是2.5%。中國房地産調控的方式是限制流動性而不是從價格機制上控制信貸鏈(例如重點使用利率手段)，就好比“不是將洪水疏導，而是築壩攔住它(例如提高存準率)，洪水始終還頂在頭上”，於是老百姓就會想：“也許情勢不好，政府就會開壩(重新啟用寬鬆性政策)”，在這個預期支配上，那些沒有限購的地區，房地産依然會變成一項重要的抵禦性投資資産。

　　這並不意味著限購加上流動性控制手段最終達不到房價理性回歸的效果，相反，這是可以達到的。但是，這個做法有著非常不同的過程和效果。首先，它對房價的影響是一個非常慢的過程，成交量很少房價繼續走高，諸多的自住需求者要進行漫長的等待，在這個過程中零星加入購買者行列。即使未來房價進入下跌通道，走勢也會非常漫長，即所謂“慢慢跌”行情。原因在於，一個是沒有以利率為代表價格手段對通脹的直接有效打擊，通脹問題長期存在，那麼房價即使下降也會在這個過程中始終有一定的“托力”，除非有社會動蕩的發生。其次，對土地交易市場影響非常大，造成土地交易量消失，這反而快速形成地方政府資産不抵負債的情況，從而造成對抗性的博弈産生。可以想見，最終的結果不外是中央政府用財政救濟，或者是地方其他稅收必須快速上升，進一步提高稅賦程度，提高了社會的痛苦指數。這種追求平穩的“以時間換空間”的房地産調控做法，産生的是無盡的、不回頭的緩慢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