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權的墮落與潰壞是加速社會整體滑坡的催化劑——因為在強大的公權力面前，自保的私權如果不“順勢而為”，很可能成為公權力翻雲覆雨中的沉沒成本

　　鄧海建

　　兩則新聞，不妨比較閱讀：一是9月5日《中國青年報》消息説，河北企業家張連軍和楊衛國花費500萬元辦理礦權證，誰知此證竟然是假的，而國土部工作人員表示，當時僅是幫忙轉交檔案袋，整件事與國土部無關；二是同日的《人民日報》消息，1992年，江蘇溧陽民政局開始推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周建芳夫婦2人1997年花2萬元參保，13年後，卻被告知當初的保險承諾已無法兌現，只能選擇退保。

　　公共權力一旦與造假有染，基於公信而構建起來的秩序，就會以摧枯拉朽的速度土崩瓦解，失信瀰漫，絕望盪漾——它戕害的不僅是公民私權，更重要的是公眾追求公平、捍衛正義的信仰。

　　江蘇溧陽夫婦投保13年領不到養老金，地方部門的説法是當年的宣傳冊不是合同。問題是，宣傳冊內容明確、事項具體，怎麼就不屬於法律上的要約邀請？連江蘇省人社廳官員也表示“當地政府應當負責任”的事實，地方部門何以拒絕履行承諾、放任參保老人損失發生？……當這些問題找不到答案的時候，封閉而傲慢的權力完全可以拒絕發言。

　　權力和約束本就是此消彼長的關係：自由慣了，尺度和分寸難免也會走上“限制級”。這些年，少數權力賣假證、空許諾的例子還少見嗎？比之於奸商，恐怕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們都在慨嘆道德墮落、規則潰壞，事實上，公權的墮落與潰壞是加速社會整體滑坡的催化劑——因為在強大的公權力面前，自保的私權如果不“順勢而為”，很可能成為公權力翻雲覆雨中的沉沒成本，一閃念就會喪失了被打撈的可能。

　　假鈔可恨，設若銀行流出假鈔，就不單單是個可恨的命題，而更昭示著一種失范的秩序。同樣的道理，權力不作為可憎，但如果權力熟諳規則的漏洞，在無以監管的領域“積極作為”，恐怕更“恐怖”。日前，刑訴法15年後大修，草案一齣，眾聲關注的焦點，無非是對公權與私權的規置。公權如何嚴守界限，既不缺位、更不越位，這是法治的最大難題——在外在監督很難一蹴而就的當下，最迫切的起碼是讓“自説自話”的權力學會如何“説話算話”。

　　公權如何“説話算話”，看來僅僅靠擺事實、講道理是不夠的。辦法只有兩個：一是加大罰單，讓“食言失信者”、“胡言亂語者”以官帽為代價，為自己的作為埋單。同時，追究一切開綠燈者的責任；二是稀釋要權，以切實的內部制衡機制，防止少數核心權力掌握在個別“臨時工”手裏，讓所有不檢點的權力都能展示在陽光之下，最終無法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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