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劉華 溫州報道

　　花姐脫掉破了小洞的黑色長筒絲襪，將它像一截蛇皮一般扔到垃圾筒上。

　　“你想問什麼？我投錢的方向，還是月息、年息？”8月24日，在溫州五馬路一家銀行門口，民間借貸業者花姐對本報記者説。最近貨幣政策持續收緊，每個月底資金都非常緊張，30萬以內的小單子，她都推掉不做了。

　　這位鼎盛時期放貸高達4個多億的溫州女人抱怨稱，“大銀行違規放貸，搞壞了民間金融的市場環境”。

　　“錢荒”危機

　　浙江鹿邦羊絨製品有限公司總經理葉松海苦笑不已。由於銀根收緊，急需擴大生産規模的他告貸無門，欲哭無淚。

　　“現在銀行卡得很緊，中小企業通過民間借貸來墊資還款的現象快速蔓延。”中國工商銀行台州分行個人金融業務部經理馮新宇説，該行要求對個人放貸一般不超過200萬元，而對一些中小企業借貸規模在緊縮，放貸前要嚴格審核。現在到期貸款客戶最關心的不是貸款價格，而是什麼時候能轉貸下來。

　　“中小企業面臨的生存壓力，比2008年還複雜，最突出的就是‘錢荒’危機。”浙江富潤集團董事局主席趙林中指出，與去年同期相比，除基準利率提高1個百分點外，利率普遍提高10%~20%，對中小企業上浮幅度達40%~50%，使得中小企業的融資成本驟增。

　　“缺錢”，在浙江民企中有一定的普遍性。據浙江省統計局調查，在全省230多萬家大中小企業中，僅有20余萬家獲得了銀行貸款，覆蓋率不足10%。

　　而全國工商聯剛剛對17個省市中小企業的大調研結果顯示，過去三年中，有90%以上的受訪民營中小企業無法獲得銀行貸款，小型企業選擇民間借貸的高達67.8%，中型企業為48.3%。

　　“金融危機之後，浙江省民間借貸規模總量逐漸擴大”。浙江省民間融資研究報告顯示，2010年浙江省民間融資規模超過1.5萬億元。而2008年到2010年，浙江省一個地級市非法集資案件就發生61起，涉案金額18.3億元。

　　正規渠道的告借無門，導致民間借貸的畸形繁榮。7月21日，人行溫州中心支行發佈《溫州民間借貸市場報告》顯示，溫州大約89%的家庭個人和59%的企業參與了民間借貸。

　　7月份，溫州民間借貸綜合年利率水平為24.4%，月息為4%至6%，年化收益最低可達48%，扣除資金閒置、壞賬和成本，此回報率仍遠遠高於大多數實業企業。

　　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微博)調查，溫州典當行3個月以上的長期借貸月利率從去年的2.2分(約合年利率26%)漲到3分(36%)，而短期借貸已普遍超過8分(96%)。

　　“高利貸嚴重影響了實體經濟的健康發展。”周德文憂心忡忡地表示，如果政府再不出手相救，如果外部環境得不到改善，今年下半年，國內存量中小企業中的40%將會半停産、停産甚至倒閉。

　　食利“蟻族”

　　“我越做膽子越小！”花姐對本報記者説，兩年前上億的錢放出去，她手上都很少有借條，如今超過10萬都必須收抵押了。

　　花姐早年靠印刷作業本起家，後來在南方某地註冊了錶鏈廠、汽配廠和外貿公司等實體企業。經過多年經營，結交了5家銀行營業部經理，“投資”業務鼎盛時期每年的銀行授信超過三千萬元。而通過轉按揭、二次抵押等一系列操作，其高利貸總量可以做到4個億。

　　而作為回報，除佣金及節慶禮金外，花姐必須協助銀行攬儲和轉貸業務。但有些銀行業務員自己也做“投資”，這種“惡性競爭”影響到了花姐的“正常經營”。

　　最近，花姐就碰到了一起“惡意騙貸”事件。今年6月份，公務員許某帶著一套排屋的房産三證來借錢，用於支付轉按揭貸款，該房産已有600萬的銀行貸款，但按照貸款銀行評估報告其價格為1100萬元。花姐認為這套房的“凈資産”有500萬元，就決定借130萬元，借期30天、日息3‰。扣除利息11.7萬元，許某獲得了118.3萬元現金。

　　花姐説，按照行規，民間借貸人放款都以個人名義訂立借據，走個人賬戶或現金交易，而且利息會提前扣除。這樣不僅可以避稅，也有利於在糾紛中佔據主動地位。

　　就在一個月後，許某表示無力還錢。花姐趕去實地調查發現，這套排屋因嚴重質量問題，市價只有750萬元，遠遠低於銀行評估的1100萬元。如果處理房産，她首先要還上銀行的600萬貸款，若再加各類交易稅費，這筆買賣必虧無疑。無奈之下，花姐將對方告上了法院。

　　“我敢肯定，那家做評估的銀行跟許某串通一氣，‘黑’了我的錢！”花姐很氣憤。

　　當然，花姐也有自己的“金主”。去年，她曾為鄰省一家內衣廠老闆馬先生牽線，以一套住宅抵押獲得某銀行70萬元貸款。銀行事先將抵押房産按9折評估，再按7折放貸款，誰料到期後還是成了“死單”。

　　“這個單子跟我沒有任何關係，我只收了馬先生幾萬元勞務費。”花姐説，因為擔心“死單”影響她跟銀行往來，她被迫為馬先生墊資8天，後通過當地某夜總會大哥成功追債。

　　類似民間借貸債務糾紛，充斥包括個人、民企、租賃公司、典當行、寄售商投資公司及擔保公司在內的各個環節。

　　溫州市中院的一項統計數據顯示，今年二季度全市法院共受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2628件，比去年同期多出474件；總標的額高達9.3億元，比去年同期多出3.15億元。

　　浙江光正大律師事務所金融領域案件律師林達認為，大多案例背後都攪合著銀行資金。尤其案件標的超過1000萬的案例，基本不會例外。

　　問責“黑金通道”

　　在高利貸金字塔的頂端，那些違規入市的銀行資金閃耀著冰冷的光芒。

　　溫州大學教授馬津龍對本報透露，他有一位做農業高科技的朋友，從銀行獲得3個億的授信，但是眼下並不需要這麼多資金。這位老闆算了一筆賬：從銀行貸出來一個億，5000萬用於企業發展，再將5000萬拆借出去，以年利率50%算，就有2500萬的利息。

　　“我從銀行總共貸了一個億，付給銀行才600萬利息，凈賺息差1900萬。”這位老闆表示。

　　而溫州永嘉某鞋革生産商同樣沒閒著。他&&多家當地企業設立某擔保公司，各股東單位從銀行獲得貸款，向擔保公司注資規模超過10億元。這個“現金池”不僅向股東及關聯企業借款，也對外放貸。

　　據人民銀行溫州支行的工業監測企業景氣調查顯示，二季度資金週轉狀況指數35.72，較上季大幅回落9.52個百分點；銀行貨款回籠能力指數30.96，較上季回落4.76個百分點；企業應收賬款與銷售産值的比重，同比提高10.8個百分點。

　　“這表明銷售收入並未轉變為當前的現金流，企業資金週轉速度趨於放慢。”人行人士分析認為，企業的經營意願在降低。

　　有跡象表明，浙江民間借貸市場還有較多變通操作手法和“合法”收入來源。

　　例如，銀行從中小企業貸款中所獲得的不僅是上浮的利息收入。在一些地方，如果企業貸款500萬元，銀行會“扣押”100萬元作為“存款”，還會向貸款企業搭售基金、收取諮詢費等。因此，一年期貸款綜合融資成本普遍達12.3%左右，高的甚至超過15%。

　　而在紹興，則出現了一種類似傳銷的“轉貸”業務——當地的資金仲介會雇傭人員走村串巷，以2%的額外收益攬儲，再經過2.5%~4%的價格層層轉賣到最上層的大莊家，匯總存放至溫州、台州等地的指定銀行。

　　知情者介紹，存款人的資金存到異地正規銀行，沒有任何風險；貸款人只需額外支付這部分資金的利息4%左右，即可獲得授信套出資金再放貸；而資金仲介也能獲得大致1%的收益。

　　“這種情況確實存在，但不是主流。”溫州市金融辦主任張震宇坦言，因為銀行資金便宜，國家基準利率和民間借貸之間存在利差，在利益驅動之下，企業會拿出一部分資金以高利放給那些得不到銀行資金的中小企業。

　　而放貸者勾結銀行員工的案件也不鮮見。

　　今年7月22日，一起由“高息攬儲”引發的特大詐騙案在杭州市中級法院開庭。據了解，一個叫李陽的中間人勾結光大銀行內部人員，將多名儲戶的4000多萬鉅額存款騙入地下高利貸市場。

　　據了解，在李陽之前同案的9名被告人(其中有兩名銀行工作人員和另兩名在銀行上過班的被告人)已被法院認定詐騙罪，並判刑。

　　無獨有偶，8月初，中信銀行樂清柳市支行一位姓高的客戶經理神秘失蹤，她被曝挪借客戶7000萬左右放高利貸。

　　“民間借貸已累藏著巨大的風險，應引起政府高度的關注。”被譽為溫州民企守夜人的周德文認為，溫州經濟不會崩盤，但民間資金投向值得重視。他建議中央應適度放鬆貨幣政策，對中小企業貸款給予更多的支持，並建立民間借貸法規制度，讓民間借貸走向規範化。

　　(應被採訪人要求，文中部分人名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