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誰手裏拿了城投債，誰的心裏就發慌。”7月21日，一位投行人士告訴《華夏時報》記者。

　　一邊是二級市場上的大面積拋售，一邊是研究機構紛紛出報告，分析、預測城投債可能發生的風險。最近一段時間，城投債市場正在經歷一場風暴。

　　城投債的這個轉折開始於雲南投資控股有限公司集團（以下簡稱“雲投集團”）的重組，該公司是雲南省最大的地方融資平臺公司，由於涉及核心資産的轉移，市場把這次重組視為信用違約，又由於近期政府對地方融資平臺進行大面積清理，商業銀行對地方融資平臺公司的貸款進行嚴格排查，導致他們的資金鏈驟然拉緊，城投債信用風險凸顯。

　　市場的劇烈反應出乎雲南方面的預料，處在事件核心的雲投集團總裁劉一農進行了澄清：“組建能源投資集團是雲南省政府能源投資戰略的重大調整，並不是所謂的應對資金鏈斷裂的應急措施，更不會是倒下的多米諾骨牌。”

　　2008年末，中央政府為應對金融危機推出了4萬億刺激計劃，為了配套中央的資金，各地方政府紛紛成立地方融資平臺以吸引銀行資金，但是始料未及的是，不久之後，尤其是到了今年上半年，地方債的違約風險就成了中國金融市場上的最大隱患。

　　風險傳遞

　　典型的一幕發生在7月6日下午，臨近收市還差1分鐘，10渝交通突然遭遇拋壓，現券凈價瞬間從97.98元直落近8元，收至90.3元。當天交易所多只企業債券或在盤中或在臨近收市時，均遭到拋售。

　　“這是近期關於地方融資平颱風險在社會輿論的壓力下的一次集中釋放。”一位債券市場人士説。

　　近期以來，關於地方融資平臺違約的傳聞不斷。

　　今年4月間，雲南省公路開發投資有限公司向債權銀行發函，表示：“即日起，只付息不還本。”該公司在建行、國開行、工行等十幾家銀行貸款餘額接近千億元，這引起債權銀行的震驚。

　　6月29日，有香港媒體報道，上海市政府轄下一家從事地産及公路建設的城市投資公司，本月起停止向銀行償還流動貸款，並向銀行要求拉長還款期，以及把該筆款項轉換成以資産抵押的固定貸款，這同樣被市場視為地方政府的債務違約，市場上議論紛紛。

　　以上兩個事件經過地方政府出面協調和澄清，事態漸漸平息。但緊接著6月30日，雲投集團重組傳聞得到證實：雲南省政府擬將其持有的全部電力、煤炭資産及雲投集團控股的雲南電力投資有限公司賬面總資産進行整合，組建新的集團。

　　由於電力資産是雲投集團最為優良的資産，很多債務是以電力資産作為抵押，或者以電力收益作為還款來源，如今這一塊資産剝離出去，這將造成這些債券失去了還款來源，被市場人士看做是明顯的違約行為。

　　截至6月30日，雲投集團負債總額為425.9億元，集團合併資産總額573.62億元，資産負債率為74.25%。到去年底，雲投集團還有在上證所發行的公司債券兩隻，金額35億元；雲電投發行債券兩隻，總額為7億元。

　　儘管雲投集團總裁劉一農日前對此事澄清，但並沒有打消市場的擔憂，城投債的風險傳遞到整個企業債市場，不論是發行還是交易都非常稀少。

　　“主要問題是，地方融資平臺公司債務是否要中央政府兜底，如果中央政府明確了，那就一點問題都沒有。雖然大家都明白，在中國政府的債務最終都是中央政府兜底的，但從目前形勢看，不確定性很大，所以二級市場上就沒人敢要了。”前述債券市場人士説。

　　城投債其實在地方融資平臺債務中佔比很小，大約也就7%，但是由於近期市場資金面緊張，流動性較差，這種風險效應就有放大跡象。風險波及到其他企業債，就連一級市場也已經連續好幾天停止了發行。以高收益債券為主要投資品種的基金開始大幅度下跌。7月21日，鐵道部發行的200億短期融資券也一反常態招標未滿。

　　前世今生

　　地方融資平臺起源於1994年分稅制度改革。地方政府為了籌得建設資金往往與國家開發銀行合作通過打包貸款的方式籌得資金，但是由於我國法律不允許地方政府擔保舉債，2006年這項業務被五部委叫停。

　　2008年末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央政府啟動了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地方政府為了配套中央資金進行地方基礎設施建設，各級各地的地方政府紛紛成立地方融資平臺以從銀行貸款或者發行債券融資。

　　從2009年年中，銀監會就已經意識到了地方融資平臺可能發生的風險，2010年5月，國務院辦公會議決定加緊清理整頓地方融資平臺債務，此後銀監會、財政部和中國人民銀行開始了全國範圍內的盤查清理工作。

　　今年2月13日，審計署開始就地方債的省、市、縣三級地方政府性債務規模、結構及增減變化情況進行審計，該審計結果於今年6月底公佈：地方融資平臺貸款4.97萬億元，這與此前央行的報告經媒體推算的大概14萬億以及此前有媒體報道的銀監會數據大概9萬億有較大差距。

　　這個數據引起一些機構的懷疑，穆迪出具報告認為審計署的數據遺漏了3.5萬億地方融資平臺債務，此後審計署和央行都進行了澄清，央行發言人指出，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佔當地人民幣各項貸款餘額的比例有高有低，有的省遠遠低於30%，即使最高的比例也未超過30%，因此，不能用30%來作為全國的比例。

　　目前，市場人士還是比較認可審計署的數據，一位市場人士告訴記者，地方融資平臺的債務是在不斷的變化的，由於去年的清理，許多地方融資平臺公司已經轉變為一般公司，一些貸款已經償還，而此後平臺公司的貸款增長很慢，因此幾個監管機構的數據不同也正常，審計署是最新的數據，應該更加準確。

　　會不會集中違約？

　　金融市場上的風險往往發生在貨幣政策收緊之時。

　　從去年以來央行採用數量型工具和價格型工具，多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和存款利率，導致商業銀行貸款行為發生變化，對地方融資平臺貸款的收緊首當其衝。

　　又加之從去年以來，中央政府對房地産市場進行了最為嚴格的調控政策，房地産成交量開始下跌，由此導致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讓收入下滑，這讓人們開始擔心地方融資平臺的還款來源。

　　“明年，地方債將進入還款高峰，這樣的不良項目暴露得將會越來越多，如果集中出現的話，問題就會很嚴重，而這也正是前兩年寬鬆的信貸政策導致的必然結果。”北京大軍經濟觀察中心主任仲大軍告訴記者，當年推出這個地方債的時候，對各地方項目的考核有些盲目，向這些項目放貸就跟撒錢一樣，對這些項目的還貸能力和相關投資的質量都沒有穩妥的把關，最終的結果肯定會遇到因項目問題導致還貸遙遙無期的現象，寬鬆的信貸政策必然導致不良項目的出現。

　　仲大軍同樣強調，關於地方債的問題，目前還是局部的少數現象，不能因為個別案例誇大地方債的問題，不能簡單説地方債問題很嚴重，但對這類問題必須引起重視。

　　“地方債的問題需警惕，但不必慌張，”中國社會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振中告訴記者，“截至去年年底，審計署公佈的地方債務規模為10.7萬億，佔我國去年GDP的25%多一些。我們有兩個參考指標，一個是財政赤字不能超過GDP的3%，一個是政府債務不能超過整個GDP的60%。按照這樣的比例，我們不用太過緊張。”

　　但是，王振中提醒道：“亞洲金融危機之前産生各種歷史遺留問題，我們到現在還有很多處於消化過程中，比如，我們原來成立的四大資産管理公司的壞賬至今還沒有處理完。所有這些債務問題我們不可能在一兩年內解決；因此，如何將各種債務問題防患于未然才是最關鍵的，也是需要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