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教育體制 增加有效供應

　　近日，國務院辦公廳發佈了《關於開展國家教育體制改革試點的通知》（下稱“通知”），公佈了國家教育體制改革的重點任務及試點地區、學校。“通知”的最大亮點是鼓勵多元化的辦學模式，推動辦學的市場化進程，無論是學前階段、中小學、職業教育還是大學階段，都鼓勵民間資本辦學，擴大辦學的自主權。

　　如果我們用一個主要脈絡來理解中國教育體制改革，簡單地説，就是“增加有效供給、擴大需求選擇”。增加供應與增加有效供應是不同的含義。比如在中國高等教育領域，最近數年增加供應是顯而易見的，各地政府搞高校合併、大學升級形成巨大的招生數量能力，甚至打造龐大的“大學城”項目，大搞“圈地建樓”運動，讓其變成GDP增長的政績，先期用財政資金“撬動”銀行鉅額貸款，弱化後期投入，讓學校來負擔，類似于房地産的“繳付首期，按揭自擔”，學校缺乏財政持續性投入，則必須大幅度提高學費來化解“按揭”負擔。但這一供應行為並沒有産生“有效供應”：模式單一、專業設置重復、千校一面、學生千人一面、文憑氾濫、“低質”且“同質”，導致農村學生負擔加重。

　　而讓有效供應發生的原理很簡單——消除各種歧視性、管制性的行政手段，就像“通知”裏面説的那樣：“清理並糾正對民辦教育的各類歧視政策，保障民辦學校辦學自主權(上海市、浙江省、廣東省深圳市、雲南省)”。獲得招生自主權的市場型教育家會不斷探索市場的需要，從而擴大了教育的需求選擇，這是教育改革的“供應學派”觀點。市場型教育家會根據需求來設置教育內容。而無論何種學校出來的學生都應當有機會平等的權利，就像無論何種中學的學生都可以參加高考一樣。大學的文憑“含金量”同畢業生的質量相關。

　　政府對教育的財政投入依然非常重要且需要加強，但主要是扶持性的，例如對那些邊遠地區的義務教育投入，或者投向大學裏面基礎性但商業化弱勢的學科，或者進行必要的補貼等等。降低過去那種“義務教育以縣為主；高等教育以省為主”的陳舊模式。舉一個例子，教育部門強制要求各地取消中小學擇校費，有時候看似平等的政策，如果不能激發供應，那麼往往事與願違。因為這可能會導致學校不願意招收外地學生，所以當市場給擇校定價之後，中央政府可以採取對應靈活補貼的方法來事後消解市場定價導致的成本。也就是説，所有的政策行為都要考慮到對供應的鼓勵和需求的保護，而不是單向思維的。

　　當校長從行政幹部變成市場型教育家的時候，意味著他們受到的管束減少了，也意味著教育行政部分的可控資源減少了，教育部門的反對是顯而易見的，所以教育體制改革必然的一個環節是對教育官僚機構的改革：削減他們的權力，以及調整他們職責的目標函數。

　　很多人總喜歡以西方國家的教育改革途徑來為中國設立參照。其實中國在公元前就有極為成功的教育體制改革，周朝時教育都是王官之學，官方壟斷教育，但春秋時期瓦解了一統局面，士人從“公卿士大夫”之“士”降為“士農工商”之“士”了，教育權力下沉民間，“士”成為市場型教育家以及市場型人才，從而學派紛呈繁多、百家爭鳴。教育行政體系瓦解之後，司徒之官學演化儒學，史官之學變身道家，羲和為陰陽家，理官演化為法家，禮官之學變為名家，清廟之守延伸為墨家，行人之官學變為縱橫家，議官是雜家，稗官之學是小説家……社會推動的教育改革成就五千年文明之頂峰，士子各尋修身齊家治國之道，這種壯觀的景象難道不是激勵我們教改的寶貴財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