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雪松追蹤采寫方大曾事跡座談會發言摘編

石村 馮振宇攝

弘揚職業精神 講好中國故事

中央電視臺總編室副主任 石村

和許多人一樣，我也是通過雪松的紀錄片和書，才得以認識方大曾的。

方大曾如今被熟知為“七七事變報道第一人”，被稱作中國的羅伯特 卡帕，可長期以來，這個名字卻鮮為人知，《中國攝影史》中對他的介紹甚至不足百字。而透過雪松的鏡頭和文字，一位以筆和相機為武器的鬥士從歷史深處“活”過來了，這是對他家人的告慰，也是對歷史和民族的交代。特別是在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週年的時間背景下，能夠讓這樣一個人重回公眾視野、讓他的精神感動和鼓舞更多人——我覺得，這正是對歷史最好的紀念。作為一名電視人，作為一名央視工作者，雪松同志通過他對方大曾的追尋，充分體現了新聞工作者的責任和擔當，對於我臺進一步深化“走轉改”、“講好中國故事”以及推動隊伍建設等也都具有很好的榜樣作用和示範意義。

尋找方大曾，有立意高度，有新聞力度，有歷史溫度，更彰顯媒體態度，是我臺新聞工作將“走轉改”活動推向深入的生動範例。雪松同志的作品之所以打動人心，與他紮實的採訪調查息息相關。正如雪松同志所説，方大曾具備成為永遠話題的所有要素:他曾被視為與范長江齊名的戰地記者，留下了許多水準極高、表現手法現代的紀實攝影作品，卻在25歲時于戰爭前線神秘失蹤，幾十年來不論在新聞史還是攝影史上都沒有生平、沒有履歷——在座的做新聞的應該都能感覺到，這就是一個新聞金礦。可是這個金礦卻一直沒有人去挖掘——當時很多人覺得尋找方大曾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資料散佚，線索微弱，前景渺茫，直到雪松同志偶然拾得並且一頭扎了下去。他為此付出了艱苦卓絕的努力。首當其衝的難題便是資料發掘，歷史風霜下保存下來的有效資料太少，只能從散見舊報刊的只言片語中去一點點摳、一步步拼湊，串成鏈。在查閱大量文獻之外，就是去尋訪知情人，但是可能找著找著線索就斷了。電視媒體是視覺表達的藝術，資料匱乏對視覺呈現、影像構建的影響是巨大的，作為一名紀錄片導演，雪松同志做出了多種創新和嘗試，比如用扮演的形式讓人物鮮活起來。在尋找過程中還有一個細節，我印象很深，當時節目製作經費有限，根據記載的方大曾最後的足跡，雪松同志扛著器材自己沿保定、石家莊、大原、大同、蠡縣等地先跑了一遍，火車、汽車交換著來，保定到蠡縣一段完全靠步行。可以説，沒有那些一步一印的尋訪足跡，沒有那些15年來積累的一手資料，就不可能産生這樣的作品。有些年輕的電視人，時有反映説主旋律報道不好做，實際上是走轉改沒有做到位。想要獲得對社會、對人民最深刻的體驗和感觸，就必須像雪松同志那樣，肯花大力氣，肯下死功夫，深入實地地沉下來，惟其如此，才能把新聞寫在大地上、寫進人民心坎裏。在央視，尤其要做一個懂國情、對人民有感情的新聞工作者，做出群眾想看、愛看的新聞報道。

尋找方大曾，是我臺踐行“講好中國故事”的重要榜樣，體現了國家媒體的氣質與格局。2013年8月，習近平同志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強調，著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範疇新表述，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劉雲山同志也強調當代中國新聞工作者最重要的責任，就是講好中國故事、弘揚中國精神、傳播中國聲音。而什麼樣的故事才是中國好故事？我認為，那些能為實現中國夢凝聚共識、鼓舞人心、匯聚動力的人和事，就是“弘揚中國精神”的中國好故事。雪松同志的尋找方大曾，正是這樣的故事。為了講好這個故事，雪松同志在紀錄片播出後，依然翻查故紙堆、尋訪知情者、查找新線索。這兒有這麼一組數據，在與方大曾結緣後，累計行程幾千公里，二十萬字的工作筆記，四十個小時的素材資料，837張攝影底片。事實上尋找方大曾已不僅僅是一份有期限、有保鮮度的工作任務，而成為了一份志業，是央視新聞人的時代選擇、社會責任和歷史擔當。是勇於奉獻精神的呼召，是傳承國家記憶使命的鞭策，更是對大半個世紀前那位年輕同行的告慰:國家和人民沒有忘記他。這就是在講中國故事，在講中國好故事。透過這個故事，我們看到的是人性的力量。如果沒有雪松同志的不懈努力，可能方大曾就在歷史長河中徹底逝去了，那將是多大的遺憾和缺失；幸而又幸，我們重新認識了有血有肉的方大曾，這個在無暇的25歲定格的青年人小方，將他的精神傳承了下來。可以説，在和時間的這場拉鋸戰中，雪松同志勝利了，是他替我們把方大曾這樣的人物從時間手中奪了回來。

尋找方大曾，對我臺隊伍建設有極大的推動意義。新聞宣傳單位的隊伍建設，要用正確的導向凝聚人，用共同的價值教育人，用振奮的榜樣鼓舞人，勇於擔當、聯絡群眾，提升隊伍的凝聚力、執行力和創造力，使我臺新聞、節目多出精品，管理愈益精進。雪松同志的職業追求、業務精神，也讓我們思考，怎麼培養更多有才有德、敢吃苦能奉獻、講理想擔責任的電視人，怎麼把央視人這只國家隊帶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