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雪松追蹤采寫方大曾事跡座談會發言摘編

向芬 馮振宇攝

緬懷歷史 觀照當下

中國社科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研究室副主任 向芬

方大曾的名字在中國新聞史的撰述中曾經鮮有提及，我也是有幸參加這次座談會，才有機會深入了解和走近方大曾先生。

名字的歷史：方德增、方大曾和小方

通過數據庫搜索顯示，方大曾曾用名方德增，在其早期1928年至1931 年的相關作品中都是用方德增署名來發表的，這一時期他主要是在做攝影技術的初探和攝影技巧的打磨，比如他在《良友》畫報發表攝影作品“夜深人靜”，畫報上題注寫道：這張照片以構圖妙在左右相等稱道。方大曾先生同時也拍攝了一些人物肖像，拍攝題材主要選自城市。

方大曾先生的創作高峰在1935至1937年，特別是1937年，堪稱爆發期。這一時期，他的攝影作品署名為小方。所以范長江先生在追憶方大曾的文章中題名為《憶小方》。

時過境遷，如今我們可能會設想如果方大曾先生沒有失蹤，他在新聞史中一定佔有更為重要的一席之地，1939年范長江《憶小方》中曾經提到安排方大曾承擔《大公報》平漢線的新聞採訪工作，孟秋江負責察哈爾，邱溪映負責綏東，可見，彼時他已經是能夠獨當一面的新聞戰士，如果沒有發生那樣的變故，他一定能夠會是與孟秋江、陸詒、彭子岡、楊剛等《大公報》同仁齊名的、廣為人知的記者。

以小見大的歷史

歷史學有“小大之辨”，就是説歷史書寫的起點是有“選擇”的。傳統史學面對同一個問題，有一個被廣為接受的答案，就是説歷史要寫“重要的事情”，歷史要寫“大事”。長期以來，歷史學家有個根深蒂固的傳統──“看大不看小”。但有歷史學者就對此提出了質疑，“寫大事”“看大不看小”這是理所當然的嗎？有沒有別的方法能夠有效地呈現歷史？或者用過去的方法呈現出來的歷史，會産生什麼樣的問題？我們到底應該怎樣看待歷史、怎樣整理歷史、怎樣呈現歷史呢？如今史學研究出現這樣的新潮流，史學界的人開始關注小的題材，重視歷史細節，從某種程度上説，這正是對過去“小大之辨”的反思。

之所以提到“小大之辨”，是因為恰恰能夠對應馮雪松老師歷時15年所做的關於方大曾先生的尋訪拍攝和著書論述。馮老師他將《中國攝影史》中曾經介紹不過百字的“小人物”（小是打引號的），鮮活地呈現出來，賦予方大曾先生應有的歷史地位和研究價值。

馮雪松老師在過刊庫故紙堆裏，在資料室的陳舊影像中尋找素材、考證資料，他前往保定、石家莊、太原等地做田野調查、遍訪相關人士，其實他所做的正是一個歷史研究者所做的工作，而他所做的調查和尋訪工作也是目前歷史學界的研究者常常缺乏的，未普遍踐行的。

我相信馮雪松老師在長期所做的方大曾研究中，通過紮實的積累和廣博的見識充滿了對於歷史細節直接而清晰的察覺。這一點正如卜正民所寫的《維梅爾的帽子》一書所呈現的，卜正民用閱讀維梅爾的畫作而寫成一本書，通過閱讀畫中的帽子勾連出從十六、十七世紀開始，這個世界所有的事物是如何彼此連結的，東方和西方在十六、十七世紀有著怎樣的彼此互動，他從一頂帽子出發讓讀者知道“凡事都是有個來歷的”，而這個來歷或許是重大的、宏大的。

方大曾先生戰地記者生涯短暫，卻留下佳作無數，我們應該感謝馮雪松老師，讓方大曾先生的消失得以重現。方大曾先生短暫的戰地記者生涯展現給我們的是優秀記者的信念和操守，是那個時代的國家記憶和民族精神。這個重大、宏大的主題就是我們今天共聚一堂緬懷歷史、觀照現實的原因。

遺落在歷史隙縫中的人們

因為方大曾先生被公認為是“七七事變”報道的第一人，所以我在歷史報刊查閱過程中特別關注了1937年報刊對“盧溝橋事 變”的報道，在“七七事變”報道中除了方大曾所拍攝的照片報道，也還有吳寶基、嚴義、張佐華、潘一塵、賀健等人對盧溝橋拍過的相關照片，除了吳寶基先生其他人在歷史中的身影似乎都較為模糊。他們是不是也是一批遺落在歷史隙縫中的人呢？或許，未來我們可以帶著這個問題出發也把關注的目光投向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