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書法史上，沈尹默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他涉足書壇甚早（大約在二十世紀初期），但真正形成風格並最終卓立於書壇，則遠遠晚于他的前輩吳昌碩、康有為、曾熙等人；甚至比他的同輩王世鏜、于右任、李健都要晚一些。經過百折千回、堅持不懈地努力耕耘，沈尹默終於大器晚成、脫穎而出，成為二十世紀中國帖學書法流派的開山盟主（約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並且與以吳昌碩為首領的碑學流派及以于右任為首領的“融碑入帖”的流派鼎足而立，成為二十世紀最有影響的書法家之一。

       作為一位傑出的書法家、書法理論家、書法教育家和近代書法事業的奠基人之一，沈尹默又以他始終不渝和身體力行的努力，推動了新中國書法事業的延續和發展，也為推進曠古未有的新時代的書法熱潮的興起奠定了創作實踐、理論研究、人才培養和組織建設諸多方面的堅實基礎。概括而言，沈尹默的貢獻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中興帖學書法

       確切地説，中國書法在阮元、包世臣、康有為倡導碑學之前，只有“碑”“帖”之目，並無“碑學”“帖學”之分的。自來人們學書，都是從法書墨跡（或其臨本、摹本）入手，這類墨跡，統稱為“帖”。如世傳王導南渡時，衣帶藏帖（見南朝齊王僧虔《論書》）。他所攜帶的即是赫赫有名的鐘繇《尚書宣事表》墨跡。

       隨著書法藝術的普及，人們對字帖的需求量日益增加，又無照相和複印技術，故自宋初開始興盛刻帖之風（一般以木 、石為質材）。以《淳化閣帖》為刻帖之祖，化身千百，從而使歷代名跡得以廣泛傳播。這種藉以傳播、臨習的拓本、拓片即是後來廣義上的“帖 ”。

       從墨跡著手學書，猶如寫生面對真人，神采畢現，毫發可察，不論筆法、結體，墨法、章法都容易學得。但經過翻刻的墨跡，即使刻手再好，原貌也會大打折扣。倘若刻手低劣或再三翻刻摹勒，便不免模影度形、去宗愈遠了。中國明末清初，學帖之風大盛，但書風日益怯薄流滑，加上“館閣體”充斥書壇，使傳統書法到了江河日下的地步。

       以阮元、包世臣、康有為等人相繼先後，倡導從秦漢和北朝碑版中挖掘雄強樸茂的內涵，追求金石鑄刻的氣息，掀起“碑學”書法的浪潮。當其時，“碑學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魏、寫魏體”，“碑學”在理論與實踐諸方面對傳統“帖學”（與“碑學”同時産生的名稱）進行了強烈的衝擊，直到清末民國，碑學在輿論上一直有著壓倒的優勢。

       處身於碑帖之爭余緒中的沈尹默，不論從個性、人格還是審美趣向等方面，他都是鮮明地傾向於傳統帖學書風的。他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重振千百年來佔主流地位的帖學書法的雄風。他肩負起一代書法大家的歷史使命，不論是臨習魏碑唐刻還是歷代傳世名帖，他都試圖通過刻帖的細微之處用心體味原跡的筆法。30年代初，他有幸獲得了米芾《草書七帖》等一批傳世真跡的照片，又有機會得觀故宮所藏的歷代名家墨跡，於是心悟神通，更堅定了繼承和拓展傳統帖學的一貫信念。經過近半個世紀的不懈探索，他終於在衰靡已久的帖學書法中理出了頭緒，尋找到了失去已久的書法傳統。他身體力行，大聲疾呼，挽狂瀾于既倒，使當時可能被淹沒的帖學方法重新崛起，並最終成為20世紀帖學中興的開山盟主。

       （二）發拙和發展傳統筆法

       在振興帖學書法的艱辛探索中，沈尹默付以畢生心血並作出的重要貢獻是他對傳統筆法的發拙、整理和弘揚。

       如果不否認中國書法是漢字書寫的線條藝術的話，那麼，筆法則理所當然地是中國書法藝術的基礎和核心。世傳鐘繇盜墓竊得韋誕筆法、王羲之少時偷看了枕下祖傳筆法等故事，都集中説明了筆法在中國古代被視為“不傳之秘”，而艱難地維繫和承傳的史實。早在北宋，歐陽修就有“自蘇子美死後，遂覺筆法中絕”的感慨；而趙孟頫“書法不傳今已久，紙君毛穎向誰陳”的名句，更表明了筆法在書法藝術中所佔有的重要地位，視為“千古不易”之法。

       沈尹默是一個自學成才的書法家，作為一名出身於清封建官宦家庭的知識分子、同時又是一名投身“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新民主主義戰士，他始終以深厚的古典文學根基和科學、民主的新思想作為其立身、立德、立言的三大精神支柱，認定，“筆法不是某一個先聖先賢根據自己天才的創見，憑空制定出來，而要後人遵守的。乃是本來就在字的本身一點一畫中間自在地存在著，由於人的手腕生理能夠合理的動作和所用工具能夠相適應的發揮作用，兩種條件相結合的原則下，才自然地形成，而在字體上生動地表現出來的。但是，不知道經過了幾多歲月 ，費去了幾代人仔細傳習的精力，才創造性的被發現了。因之，把它規定成為書家所公認的規律，即所謂筆法。這樣的規律，不同於人為的清規戒律，可因可革，可損可益，而是不可不恪遵的惟一根本大法，只有遵循著去做，書學才有成就和發展的可能。”〔沈尹默《筆法論》〕他從唯物主義的立場出發，認定筆法是一種客觀存在，它潛藏在歷代名家遺存的各種名跡之中。他畢其功於一役，數十年凝神靜思地直面歷代傳世的名碑名帖，從靜止的點畫中去尋繹出動態的毛筆運動的軌跡，並且從古代玄奧晦澀的筆法理論中去尋求佐證，再以親身的實踐來驗證這種筆法運動的可行性和科學性，從而整理成言之成理、通俗易懂和切實可行的筆法理論。實踐證明，他的筆法理論是傳統筆法理論的再發現和再創造，是能夠演繹和還原歷代各種名家名跡的，是一種比古代筆法更理性、更切實用和更具自主意識的科學闡釋。郭紹虞先生曾高度評價了沈尹默的筆法理論，指出：“藝術原是從實用中來，書法藝術之與實用關係，似乎更密切一些。由於從實踐中來，所以不應説得太玄妙。由於是一種藝術，所以又和其他藝術一樣，不能不講究基本功。可是，昔人之講書法，不是説得太玄，教人無從下手，便是示人以難，使人不敢問津。即使有些理論比較切實可行的，也往往為了古今用語的不同，使人有無從理解之苦。尹默先生為要解決這些問題，於是在前人的書法理論中去蕪存精，加以汰選，同時又深入淺出，加以闡説，結合著自己數十年之經驗，所以推陳出新，能有獨到的見解。”〔沈尹默《歷代名家學書經驗談輯要釋義--序》〕完整而概括地肯定了沈尹默對筆法理論的卓越貢獻。

       （三）公開和闡揚學書經驗

       沈尹默有著70餘年的學書經驗，走過彎路，有切膚之痛；有過艱辛的探索，嘔心瀝血；也有過成功的歡樂，來之不易。作為中國20世紀早期的著名教育家，他始終以教書育人為至樂境界，于已，他不護短；於人，他不保守，他將70年學書的經驗得失和盤托出，或付諸文字，或口授心傳，力圖以最淺顯易懂的表述方式，將自己全部的心得體會無私地傳遞給廣大的書法同道、特別是青少年朋友。尤其是在公開和闡揚他的筆法理論方面，他更是不厭其煩地從各個角度撰文闡釋，反復用各種比喻力圖道明筆法的要旨，食魚挑刺，誨人不倦。相比那些諱疾忌醫、莫測高深、故弄玄虛、保守欺世的舊文人來，沈尹為一代詩人、學者、教育家和書法家的崇高形象，令人肅然起敬。

       （四）培養和造就書法人才

       石在，火種就不會熄滅。書法家隊伍的存在，是書法藝術得以發展的最基本的條件。書法家的素質越好，藝術造詣越深、隊伍越壯大，書法藝術就越繁榮昌盛。

       作為中國近代早期的著名教授、書法家，沈尹默早在1917年就積極響應蔡元培的倡導，在北京大學成立書法研究會。由沈尹默負責，著名教授劉三（季平）、馬衡一起出任導師，為推動北大的書法活動起了積極的作用。

       舊時代的文人總是將書法視為“小道”，但沈尹默作為一代名流，卻畢生“與一般埋頭鑽研的學者不同，始終沒有輕視或小視書法的思想。他決不會于詩詞方面有些成就而小視書法。假使書法是小技，他就是從小技發展到大成的，一生論定，他畢竟還是以書法為主，沒有遊移過。”（郭紹虞《沈尹默書集?6?1序》）正是基於對書法藝術的執著追求，更因為沈尹默高超的書法藝術和誘人的人格魅力，凡是在他所到之處，沈尹默便會像一塊充滿吸引力的磁石，將所有擅長或喜愛書法的人們牢牢地吸引過來，聚集到一起。正是由於具備了這種獨特的凝聚能力，使上至政府官員、下至書畫名流和一切仰慕他的人，情不自禁地為他那種獻身藝術的精神感奮不已並心嚮往之。

       在重慶時期，他將天南地北的書法名家團結起來，他又將自己的學書心得和書法技藝無私地傳授給他所能接近的任何同道、晚輩和學子，從而在當時中國並不理想的藝術土壤裏，撒下了書法藝術的種子。歷史已經證明，這些書法藝術的種子在全國乃至海外等廣大的地方結出了豐收的果實。

       全國解放以後，沈尹默更是利用主客觀得天獨厚的各種有利條件，登高疾呼，成立書法研究組織，創辦書法學習班，撰寫書法研究文章，書寫各種字帖，以最大的覆蓋面和最強有力的號召力，傾心竭力地培養了幾代書法家和千千萬萬的書法愛好者。可以説，如果沒有沈尹默的獻身精神和實際努力，在七十年代文化空前浩劫後的中國，是很難出現書法藝術崛起和振興的大好局面的。當然，準確地説，這一偉大的歷史功績不僅僅是屬於沈尹默一個人的，而是屬於沈尹默和他們一代人的。

       今天，書法藝術已經在神州大地開遍了絢麗的花朵並結出了纍纍的碩果。這是沈尹默和他們一代人夢寐以求，但又是出乎意料的盛況。作為繼承和弘揚祖國傳統書法藝術的今人以及後人，我以為，總結和肯定沈尹默的歷史功績，更現實的意義應當是更多地看到我們的不足，是為了去追求更高的藝術境界。今天我們人人都有比沈尹默這一代人優越得多的學習條件和藝術環境，但是，我們將為書法史留下什麼？我們能為書法史留下什麼？這是沈尹默曾經深思並且畢生努力過的嚴峻課題，也是我們的前輩們託付給我們的歷史重任和神聖事業。（來源：《北大書法藝術網》，作者：沈培方  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上海書法家協會理事，《書法研究》副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