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現代書法史上，沈尹默先生以其深厚的功力、精湛的筆法、獨特的造詣，開創了“沈氏書風”，為海內外藝界所推崇。然而，我認為沈先生除了在書法藝術本體上所取得的令人矚目的成就外，比之更可貴、更難得、更重要的是他的書法文化精神，由此所體現出的文化使命、藝術責任、審美追求及人文期盼，使他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並産生了深遠的影響。而以往對沈先生的研究，在這個方面涉及甚少。我們應當確認：沈尹默是在現代藝苑進行書法文化之構建和書法文化之拓展的第一人。

       為此文化所化之人

       一代學界大師陳寅恪最推崇並終生奉行的就是那種“為此文化所化之人。”（《海寧王先生之碑銘》）由此來審視現代書法藝苑，應當講是有幸的：沈尹默先生正是具有這種文化精神的“為此文化所化之人”。

       沈先生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代表性人物，一位詩人、學者、教育家，有著崇高的社會聲望與學界地位。他曾任河北教育廳廳長、北平大學校長、北京大學教授，與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等同辦《新青年》。解放後又出任中央文史館副館長等，第一任上海市長陳毅在進城後所拜訪的第一位民主人士即是沈先生，從中可見沈先生的德高望重。然而就是一位這樣的名流大儒，卻以自覺的文化精神自甘清貧與寂寞地耕耘在並不顯赫的書法園地，心無旁騖地守望，篳路藍縷地開拓，從而使中國現代書苑能薪火相傳，桃李芬芳。
 
       在沈先生的書法藝術生涯中，從1955年發表的《書法漫談》至1965年完稿的《歷代名家學書經驗談輯要釋義（二）》止，在這十年間，沈先生推出了一系列的書法理論著述，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是1957年發表在《學術月刊》一二期上的《書法論》、1963年的《歷代名家學書經驗談輯要義（一）》及1964年的《二王書法管窺》。綜觀這些書法理論，他主要是以解釋、闡述書法技法為主，其中尤以運筆為核心內容。這也是沈先生在當時具體的社會背景下，所採取的相當務實而又睿智的一面。1957年時，白蕉就寫了《我道其東》一文，認為解放後由於書法的不被重視，日本的書法要超過我們，將來我們要向東洋人學書法了。秉性耿直的鄧散木直接寫了《書法篆刻是否是孤兒？》及《救救書法篆刻藝術！》兩文，他們倆都被戴上“右派”的帽子，打入另冊。

       面對這樣嚴峻的形勢，書法藝苑相當不景氣，沈先生卻在學術界、藝術界撰寫闡述書法技法的文章，以純技法的探討及解説、普及與推廣，來保持書法藝術的生存空間，維繫書法藝術的筆墨傳承，呵護書法藝術的線條形態。他的書法文化精神在那個年代是多麼可敬而又可貴。

       宋代辛棄疾在讀晉代陶淵明的詩後，曾頗為感嘆地寫道：“千載後，百篇存，更無一字不清真。”如今，當我們再來讀沈先生的書法理論時，就感到“沈氏書論”的本質是“清真”的。這也佐證了沈先生的書法文化精神有深邃的內涵與精當的要義。如他在《書法論》中就指出：“要論法，就必須先講用筆。實際上是這樣，不知道用筆，也就無從研究書法。用筆須有法度，故第一論筆法。筆法精通了，然後筆的運用才能自由，無施不可。第二進而論筆勢。形勢已得，必須進一步體會其神意，形神俱妙，才算能盡筆墨的能事，故最後論筆意。”而筆法、筆勢與筆意，正是沈先生書法理論的基本框架。
 
       沈先生的書法理論主要集中為以技載藝、以法顯術。因此，他的《歷代名家學書經驗談輯要釋義（一）》談的是唐韓方明授筆要説，通過古今執筆的變遷來闡明他的五指執筆法。在沈氏書論中最具有學術性的是《二王法書管窺》，他重點詮釋了中國書法史上大聖與小聖的筆法：內擫法與外拓法。應當承認，正是在沈先生書法文化精神作用下，沈氏書論為現代書法藝苑開拓了一條實踐與理論、認知與運用、傳承與拓展的坦途。
 
       自覺的文化選擇

       沈先生的書法文化精神是一種自覺的文化選擇和自在的藝術取向。文化學者認為：“我們自己的文化價值和心理傾向很容易使我們的所見所聞具有選擇性。”沈先生逝世已有四十年了，正是這段歲月的時空距離，使我們能靜觀並反思沈先生當年為踐行他的這種選擇，所付出的努力和艱辛。

       1960年，沈先生與陳寅恪、謝無量、徐森玉等人被國務院聘請為中央文史館副館長。成為“國士”後的沈先生認識到，不僅要大力推行書法技法的理論研究，而且還應有一個書法篆刻家自己的組織。他了解到一些著名的書法篆刻家，在解放後由於不能再賣字鬻印，因而生活上沒有經濟來源。他也認識到，應當有一個能讓書法篆刻家可供交流、展覽及相互探討切磋筆墨刀韻之地。同時，更重要也更迫切的是需要有一個能培養新一代書法篆刻家的機構。此時的沈先生儘管已年近七十，目疾日重，但他依然關心著整個書法藝苑的命運與走向，關心著老一代書法篆刻家的生存境遇與新一代書法篆刻家的培養成長。

       於是，沈先生憑藉著他與黨和國家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陳毅等建立的筆墨之緣，毅然上書周恩來，建議成立書法篆刻家組織。周總理及時地將他的信函批轉上海有關方面。1961年4月8日，上海市中國書法篆刻研究會成立，沈先生當選為主任委員。這是現代書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文化事件，標誌著中國現代書法家終於有了自己的專業組織和專業平臺，而且為日後中國書法家協會的成立作了奠基，同時亦為全國各地書法家協會的成立開了先河。在成立大會後舉行的書法展覽會上，沈先生展出了正、行、隸等作品，成為六十年代的一次書法藝術盛會，一改當時已邊緣化的書法藝術現狀。
 
       中國書法篆刻研究會的成立，終於使當時的書法篆刻家有了自己的精神家園和創作天地，研究會不僅有潘伯鷹、拱德鄰、白蕉、馬公愚、潘學固、王個簃等老一輩書法篆刻家，亦有方去疾、胡問遂、任政、趙冷月、高式熊等中年書法篆刻家，為日後中國書法篆刻藝術的復興與崛起，夯實了基礎。

       極有戰略意義的舉措
 
       中國書法的傳授模式歷代大致有兩種，一是碑帖的臨摹，一是書家的輔導。因此，其學書的方法是抄寫式，其傳授的觀念是私塾式的，整個傳授機制帶有很強的工匠培訓性。沈先生的書法文化精神表現在書法教育上，亦是自辟蹊徑而成就顯著。
 
       就在1961年春中國書法篆刻研究會成立後，沈先生就在考慮如何培養新一代書法傳人的問題。作為一名曾擔任過大學校長的教育家，他認為書法教育應當和現代教育相銜接，有現代意識和藝術理念的整合。為此，在他的直接過問與操辦下，于1961年的秋冬之際，中國書法篆刻研究會與上海市青年宮合作，舉辦了大型書法培訓班，經考試後錄取了600多人，因材施教，學以致用。年事已高的沈先生親自主講《學習書法的意義和要求》。在此普及的基礎上，于1962年春夏之交，又舉辦了書法提高班。這兩期書法培訓班，被稱為書法藝苑的“黃埔一期、二期”。執教老師分別有白蕉、拱德鄰、錢君匋、翁闿運、胡問遂、任政等，這批教師培養了一批書法篆刻的精英梯隊，從中涌現出了周慧珺、張森、吳建賢等人，成為當代書法藝苑的中堅與領軍。

       沈先生主持下開辦的這兩期青年書法培訓班，不僅在當時解決了書法藝苑後繼乏人的狀況，也為以後書法藝術的發展作了基礎性的建設和人才培養及儲備，為當代書壇的發展作出了不可低估的時代貢獻。
 
       從沈氏書論的建構、中國書法篆刻研究會的創立，到青年書法培訓班的開設，正是在理論、組織、人才三個方面具體而充分地彰顯了沈先生的書法文化精神。沈先生的書法文化精神是留給當代書壇寶貴的精神財富和藝術資源。由此想到，當代書壇如何得到整體性的提升和可持續發展？這也可以説是人們關注的世紀之問。當代書壇不景氣，究其原因，可以説就是書法文化精神的缺失。在這個背景下來研究探討沈先生的書法文化精神，並使之發揚光大，就顯得更為緊迫、更具有現實意義。（來源：《文匯報 》，作者：王琪森  上海師範大學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