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州山清水秀，人文薈萃，歷來被譽為“湖筆之都”、“書畫之鄉”，從曹不興、趙孟頫到吳昌碩，名家輩出，在中國書畫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現代著名學者、書法家、詩人沈尹默先生的祖籍就在吳興。沈先生深愛故鄉，一直以“浙江吳興人”為榮，畢生酷愛書法，更是著力於書法理論的研究，推動了現代書法事業的傳承與發展。今日為文不僅僅是為了紀念前賢、景仰大師，更在於“回歸經典、走進魏晉，守正創新、正大氣象”，以此推動傳統書法藝術這一國粹的振興與繁榮，學術意義與藝術價值同在。

       一、在碑學帖學間張揚古雅風與書卷氣的大家

       沈尹默先生堅持帖學，其來有自。在清末民初之時，在康有為的鼓動下，碑學大潮逞一時之盛，康有為《廣藝舟雙楫》言：“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寫魏體”，從魏晉以降的帖學一脈處於極度衰微之中。沈尹默以其高邁的藝術眼界和書法熱情，不畏權威不隨流俗，旗幟鮮明地繼承和倡導傳統“二王”書法，主張“回歸二王書法”，明確指出由唐入晉的書法之路才是中國書法之正路。他以自己在學術界的巨大影響使當時可能被淹沒的帖學書法重新崛起，挽救清末民初“帖學”與衰微頹敗之中。沈尹默曾任北京大學教授，是著名詩人和書法家，還出任過北平大學的校長。1918年，北京大學在蔡元培校長的努力下成立“書法研究會”和“畫法研究會”，沈尹默擔任北大書法研究會會長，成為現代大學教育體制中最早的最高學府書法研究者。正是這份沉重的教育理念和文化身份，使他終身致力於書法，在沉浸帖學的同時，又臨寫漢魏六朝碑版，花了相當的精力寫唐碑，用碑的雄強美來調劑筆力的軟弱。他50歲前後“中年變法”——花大精力致力於行草，主要是寫米芾、虞世南、褚遂良，再上溯追摹“二王”書風。其間對“二王”諸帖下的功夫很深，在故宮博覽了歷代的法書名籍，情所獨鍾與二王帖學。可以説，沈尹默從全面吸收北碑和帖學的營養又轉向專門攻“二王”，嚴守筆法，刻意古雅，氣韻生動，筆墨清潤，盡洗碑體難免的狂放粗豪，最終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其書法作品廣泛流傳于海內外，深得各界人士的喜愛。

       沈尹默與現代中國書法文化復興是緊密相關的。沈尹默除了在書法創作實踐致力於弘揚帖學以外，還花大心血以上海為中心培養了大量的書法精英人才，漸行漸遠而影響了整個中國。沈先生是中國現代教育制度中第一位“書法研究會”的領導人。1918年，蔡元培任命沈尹默先生為研究會負責人在北京大學成立的。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漸漸就慢慢消散。到了2003年，隔了80多年以後北京大學才重新把沈尹默當年創立的書法教育體制重新續接起來，這時我們發現，當代中國書法教育出了很多問題。比如有人認為：“沈尹默在20世紀站在二王門外”，這種文化偏見同當代書法劍走偏鋒醜書走紅的傾向緊密相關。可見重新評價沈尹默的當代意義之重要性。

       書法界關於沈尹默有一公案必須澄清。沈尹默在《我和北大》中記錄了這麼一件事。“有一次，劉三招飲我和士遠，從上午十一時直喝到晚間九時，我因不嗜酒，辭歸寓所，即興寫了一首五言古詩，翌日送請劉三指教。劉三張之於壁間，陳仲甫來訪得見，因問沈尹默何許人。隔日，陳到我寓所來訪，一進門，大聲説：‘我叫陳仲甫，昨天在劉三家看到你寫的詩，詩做得很好，字其俗入骨。’這件事情隔了半個多世紀，陳仲甫那一天的音容如在目前。當時，我聽了頗覺刺耳，但轉而一想，我的字確實不好，受南京仇淶之老先生的影響，用長鋒羊毫，又不能提腕，所以寫不好，有習氣。也許是受了陳獨秀當頭一棒的刺激吧，從此我就發憤鑽研書法了。我和陳獨秀從那時訂交，在杭州的那段時期，我和劉三、陳獨秀夫婦時相過從，徜徉于湖山之間，相得甚歡。一九一七年，蔡先生來北大後，有一天，我從琉璃廠經過，忽遇陳獨秀，故友重逢，大喜。我問他：‘你什麼時候來的？’他説：‘我在上海辦《新青年》雜誌，又和亞東圖書館汪原放合編一部辭典，到北京募款來的。’我問了他住的旅館地址後，要他暫時不要返滬，過天去拜訪。我回北大，即告訴蔡先生，陳獨秀到北京來了，並向蔡推薦陳獨秀任北大文科學長。蔡先生甚喜，要我去找陳獨秀徵其同意。”

       在1906年，陳獨秀27歲而沈尹默25歲，陳獨秀看到沈尹默的一幅字而隨口評説“其俗在骨”。於是這一併不準確的評價似乎在中國書法界成為沈尹默一生的評價。其實如果回到常識：一個25歲的青年聽了一個27歲青年偏激的評價，怎能成為一代書家終生銘刻的墓誌銘？更不可因為一位書法業餘愛好者之言而變成著名書家蓋棺定論！我當然不同意這種流俗看法，反過來我把陳獨秀的字與沈尹默的字做比較，發現陳獨秀的字倒可謂“其俗在骨”！1913年沈尹默再到北京大學教書，下課後全力以赴醉心於習字，為改積習而寫北碑，遍臨各碑，力求畫平豎直，鐵骨錚錚，苦寫了十八年。1930年，沈自感手腕穩準狠地遊刃有餘。

       進一步看，而沈尹默先生聽了陳獨秀的後，不僅沒有反唇相譏，反而在1917年在北京遇到陳獨秀時，向蔡元培校長推薦了陳獨秀做文科院的院長。一代學者的高風亮節，一代偉人的磊落胸襟，鮮明地體現出來。沈尹默和陳獨秀、魯迅、胡適等人輪流主編《新青年》，《新青年》是一重要理論刊物，當時對“五四”起了一定的思想解放和民心喚醒的作用。儘管沈尹默自己比較謙虛，説他參與主編的，因為他眼睛不太好，沒有參與太多的工作，其實他還是做了很重要的工作。沈尹默對整個北大的“五四”的思想解放運動和思想喚醒運動作出了重要貢獻。

       中國歷史上沒有一位學問淺薄者能夠成為書法大家。沈尹默以豐厚的學問涵養了書法。1913年的春天，沈尹默受北京大學代理校長何時之聘，到北大任教。他開始是教《詩經》和歷史的，北大聘請沈先生教學，教的不是書法，而是《詩經》和中國史。在北京大學能講《五經》中的《詩經》，能講中國歷史的人，其國學水平當然了得。可以説，沈先生首先是個學者，是一個思想者，其次才是一個書法家。

       二、現代中國書法遭遇到四重“語境”

       沈尹默面對了20世紀文化和書法的重要衝突。20世紀中國書法遭遇到四重“語境”。

       1、在上個世紀之交的20世紀初，康有為挑起了“碑帖之爭”。康有為從保皇派的角度出發，挑起了碑和帖之爭，用碑去貶帖。陳獨秀的“其俗在骨”視角源自於此——用碑的標準來看帖。但我認為，真正臨寫書法應該多臨帖讀帖，帖才是古人墨跡的真品。而經過了匠人刻碑，然後經過了大自然“天人合一”的作古作舊——2000多年的風化最後形成的碑，今天的學生拿枝筆，要把漢碑缺口和邊緣缺損臨描出來，當然南轅北轍！1917年，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要成立北京大學書法研究會，繪畫研究會，音樂傳習所，講演研究會等。邀請沈尹默出任書法研究會的會長。他1932年，為了抗議國民黨當局開除學生，而辭去了北平大學校長一職，然後定居在上海全身心的投入書法。抗戰期間上海淪陷後避難重慶，受監察院于右任院長之聘，任監察委員。他起草彈劾“皇親國戚”孔祥熙、宋子文貪污斂財，震動整個大後方。因彈劾未果他再次請辭，過著“字同生菜論斤賣”的賣字為生的清苦生活。他傾力於書法，聯絡來自各地的書法名家切磋書藝，大家慢慢認識到沈尹默書法的精神文化份量，推他為中國帖學學派的開山盟主，被20世紀公認的書法大家，稱為“南有于右任，北有沈尹默”。1943年1月，沈尹默在四川成立了書法研究會。解放後他創辦了新中國第一個國家設立的書法組織——上海中國書法篆刻研究會。

       2、五四提出了三大綱領。一是“打到孔家店”。從四川開始，最後北大響應。但孔家店不僅沒有打倒，今天，胡錦濤同志還在全世界推進500多所孔子學院；二是胡適提出的“全盤西化”。今天不僅沒有全盤西化，而且今天中國文化正在復興；三是錢玄同提出來的“廢除漢字”，一個世紀以來不斷推行的簡化漢字的結果，就是要廢除漢字。如果廢除了漢字，將是一次民族災難！如果説，今天的人們還能夠聽懂《論語》開篇詞：“學而時習之，不亦説乎”，但如果是讀四書《大學》的開篇詞：“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就不容易聽懂了。再讀《中庸》的開篇詞：“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我估計大家更聽不懂了。是王選先生救了漢字和書法，王選先生終止了這場20世紀以國家領導人參與的簡化漢字並最後拼音化的運動。如果我們今天所有的二十四史，經史子集全都被拼音化了，那我們都成了文盲。我們只能看白話文，因為剛才説的是古文，翻成拼音是讀不懂得。只有翻成現代漢語，才勉強能讀懂。如果廢除了漢字，中華大地區鄉縣五里不同音就將使得人民之間的交流中斷而災難迭起。

       4、世紀末進入到後現代時期，書法按照西方人的現代派和後現代派，開始寫出了非漢字書法、行為藝術書法。比如説有一位“書法家”表演所謂的後現代書法——他推開門裸體走進來，提著一桶墨從頭澆到腳，然後結束了他的鬧劇般的“書法創作”。

       可以説，世紀初的碑、帖之爭，用碑挫傷了帖學的正宗地位，帖學一直處於風雨飄搖之中；五四的全盤西化，廢除漢字，打倒孔家店，使得書法從正宗的地位邊緣化；文革的反文化，使得書法的經典性受到懷疑；世紀末的後現代，依著西方現代性和權威霸權話語對中華民族的文化瑰寶加以了閹割。我認為，這四條來自內部和外部對中國書法擠壓所導致中國書法的邊緣化，仍沒有引起中國書法界的空前重視。

       三、中國書法在20世紀被不斷邊緣化

       現代語境使得書法遭遇四個維度的邊緣化，沈尹默則致力於書法文化的重新復歸。

       其一，書法從國家大文化體系中退出。我們知道，隋朝就有了書學博士。歷朝歷代科舉考試舉孝廉，將既孝又廉者推上高位，並同樣重書法水平。在中國學術“經、史、子、集“的譜係中，有學問者應“出經入史”。而當代書法家卻擺到經史子集的“集部”這一末流中，一些書家進入了集部末流還不知，還自個認為是天下最重要的。於此，沈尹默先生的意義突顯出來----沈先生一定要把進入集部的書法，引入具有大文化特徵的大書法。而很多人沒有意識到今天北京大學書法所提出“文化書法”的文化意向：為什麼要在“書法”前加上“文化”？為什麼要將書法提升到“走近經典，走進魏晉，守正創新，正大氣象”的高度？為什麼要將中國書法作為中國文化輸出的第一步驟？書法為何要申遺並不斷地國際化？説到底，關鍵在於要通過拯救中國書法末流的命運和邊緣化的命運，拯救全盤西化後的中國心。在中國文化精神生態平衡角度看，我們應該把文化和書法緊密聯絡起來，促成中國書法文化的復興。

       其二，書法從通訊、告示、公文、行政工作中退出來。今天，電腦的普及，使得發通知發廣告發公函都跟書法沒有關係。連亭臺樓閣對聯牌匾乃至招牌都從網上下載啟功的字、任政的字、劉炳森的字，而跟當代書法家關係不大——書法正在退出日常生活。

       其三，書法從小學、中學、大學的教育體制中退出。今天，日本韓國的小學中學還要教書法課。而我們呼籲了這麼多年，教育部們也沒有重視書法在中小學教學中的重要性，書法仍只是作為學生業餘愛好的課外小組活動。什麼時候書法能夠進入中小學正式課程，什麼時候書法理論能夠進入高考的題目，那時中國書法就開始走向了中興。

       其四，從社會精英修養中退出。古代文人精英琴棋書畫是入門級標尺。大學的三綱是“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八目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修身很重要，除了修儀態修言辭以外，一手好書法是必需的。但如今北大文科的數百名教師中，能寫書法的大概就十幾個人。而在上個世紀中葉以前，北大能寫書法者幾乎達到百分之九十。

       可見，書法從國家大文化體系中退出，從告示、公文、行政中退出，從學校教育體系中退出，從精英修養中退出。書法正在變成老頭樂，正在變成一部分藝術家去謀利的途徑。它和經濟挂鉤，和退休的業餘生活挂鉤，而與人文精神和生命價值脫節。

       四、沈尹默帖學書法的文化意義

       沈先生在中國書法文化史上創立幾項第一：在中國歷代書法家自清代末葉何紹基後，收入《辭海》者僅僅只有沈尹默一人；陳毅元帥在任上海市長第一個拜訪的，就是沈尹默先生。因此，沈尹默先生不僅僅是書法大家，而是一個文化名人；沈先生在上海創立了中國建國以來第一個書法組織——上海中國書法篆刻研究會，説明沈先生不僅把書法看成了一個技法寫字，而是看重其研究的重要性。只有進入研究的學術層面，書法才能進入出經入史。沈尹默先生的意義突顯出來。他以大學問為書法的支撐，成為20世紀中國現代書法史上一位大師，將啟發更多的大家嚴格規範自己的學問，出經入史提升自己的文化品位，獲得國家、大學、精英的認同，以此推行中國書法文化，才有可能在中國書法史上留下自己的足跡。

       沈先生書法有三大功績，同時也存在三大問題。

       三大功績：一是沈尹默成為了現代書壇的領袖人物，具有新文化名人、學者、詩人等多重身份，而又全身心地在書法被邊緣劃時代堅持書法大業，努力實現書法的偉大復興。他見到了最高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還有陳毅，不斷地向高層領導述説書法的重要性，努力推進書法文化的第一人。第二是，重視書法研究會的研究功能，進而推進國際化書法的發展，促成了多次中日書法展，功不可沒。第三，把書法從晚清文人的館閣體中解放出來，變成了20世紀中國書法的一次較大規模的群眾書法運動，尤其是上海書風受沈先生影響非常大。

       那麼，沈先生的缺點呢？當然有。我認為，其一，沈尹默尚缺乏一種明確的書法流派意識。由於他在學術界巨大的影響使之成為書法界的一面大旗，但由於開宗創派意識的缺乏，使得帖學派儘管是跟隨者甚多，但是未曾獲得正式命名。其二，沈尹默行草書宗二王書風，字中含金，流美暢達。但是他在五體書的其他書體上顯得稍弱。但無大礙，因為王羲之主要成就在行草，對隸書篆書亦無暇顧及。其三，他的書法有些形式化的傾向。這跟宗二王書法，大多是做案上觀很少作壁上觀有關係。我想如果沈先生把他的書法從“二王”延續到“三王”王鐸，他的書法尤其是大草、狂草可能就會呈現出更為豐富的形態。當然，這是一種過分苛求了。我知道沈尹默是高度近視達2000度而又患上白內障，導致左眼完全無用，唯右眼下方尚有視力。在日常生活中他不僅認不清對面的人，而且每寫作品必得人協助，如果沒人拉他的手在哪落墨，他就會把兩個字寫得重疊。因此，沈先生寫書法需要多大的生命能量啊！

       沈尹默的人生是“書法人生”，他的一生主要精力傾注在書法上。我很少看到中國二十世紀一個著名的學者、詩人、教授、校長，把如此多的心血和精神完全托放于書法。相反，書法在很多文人雅客眼中是壯夫不為的雕蟲小技，但是沈尹默力挽狂瀾，回歸經典，走進“二王”，為中國的書法走正脈、走正路、走正途立下了大功。真可謂把一輩子主要心血都熔鑄在書法創作、書法理論建設和書法人才培養當中，對中國書法文化復興作出了努力。

       對於現代青年人來説，很多人喜歡寫一些受西方影響的現代書法，這裡有很大的文化自卑與文化自覺的問題。中國藝術“七藝”中，諸如説建築、詩歌小説、戲劇、音樂、美術、影視都不如西方，起碼小説、詩歌現在沒獲諾貝爾獎，建築現在全盤西化，戲劇、音樂、舞蹈都在向西方大量的學習。但是有一藝術形態是西方不如中國的，那就是書法！因此，那種把中國書法一味西方化現代派化和民間化的企圖是錯誤的。在這個意義上，沈尹默先生以“二王”體系為本體，又具有當代性創新的妍美流暢的經典書風，應該是獲得理論界重新評價的時候了。他強調“妍美”使得筋和骨都內擫在他流暢的用筆當中，不是有意的把字寫得粗發亂服筋骨外露一覽無余，而是蘊藏在行筆的風神爽朗之中，深蘊中國文化的“綿中藏針”書卷氣審美精神，讓人玩味再三。

       五、沈尹默書法理論和批評的高度

       沈尹默在筆法、筆勢、筆意等書學理論上同樣有精深的造詣，寫出了不少書論著作，撰寫了一系列的書法論稿，他從微觀的角度對書法藝術及其技法進行探索，建立了獨特的沈尹默書法體系，不斷推出新的著述：1943年發表《執筆五字法》，1951年發表《談書法》，1955年發表《書法漫談》，1957年發表重要論文《書法論》和《文學改革與書法興廢問題》，1958年《學書叢話》出版，1960年發表《答人問書法》，1961年發表《和青年朋友們談書法》，1962年發表《談中國書法》和《怎樣練好使用毛筆字》，1963年出版《歷代名家學書經驗談輯要釋義》，1964年發表《書法藝術的時代精神》和《二王法書管窺》，1965年出版《二王法書管窺》，1978年出版《書法論叢》，1981年結集為《沈尹默論書叢稿》。

       陸維釗評沈老書法時雲：“沈書之境界、趣味、筆法，寫到宋代，一般人只能上追清代，寫到明代，已為數不多。”為什麼達到這樣高度，一方面在於他的廣博的文化地基和才學依託，另一方面，他通過理論探索發現了用筆的方法和規律。他在《書法論》中説：“書家對於執筆法，向來有種種不同的主張，我只承認其中一種是對的，因為它是合理的，那就是由二王傳下來，經唐朝陸希聲所闡明的：擫、押、鉤、格、抵五字法。……離開筆法和筆勢去講究筆意,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從結字整體上看來,筆勢是在筆法運用純熟的基礎上逐漸演生出來的；筆意又是在筆勢進一步互相聯絡、活動往來的基礎上顯現出來的，三者都具備在一體中，才能稱之為書法。”用最簡單的語言説清言人人殊的千年用筆關鍵，乃是大學問家的本事。

       黃庭堅説：“古人作書無他異，但能用筆耳”。沈尹默用筆的心得是，充分掌握各種毛筆的不同性能，極力操縱，因勢利導。使中鋒行筆，鋒在筆中，意在筆前。強調筆法是書法全部形式因素中的第一要素，是書法創作不可或缺的物質手段。他在各種書學著述中，反復從筆法、筆勢、筆意等各個方面闡述傳統書法的奧妙和規律。認為“要論書法，就必須先講用筆。實際上是這樣，不知道用筆，也就無從研究書法。用筆須有法度，故第一論筆法。筆法精通了，然後筆的運用才能自由，無施不可。第二進而論筆勢。形勢已得，必須進一步體會其神意，形神俱妙，才能盡筆墨的能事，故最後論筆意。”故而，不懂得應用寫字規律的人，就無法寫好字；即便有些心得，寫字時偶然與法度暗合，但還不能稱之為書法家。

       自50年代以來，沈先生在筆法、筆意、筆勢等一系列根本問題上做了系統、全面、深刻的研究，在書法的文化特性方面做出了詩意的闡釋：“世人公認中國書法是最高藝術，就是因為它能顯出驚人奇跡，無色而具圖畫的燦爛，無聲而有音樂的和諧，引人欣賞，心暢神怡。”沈先生化古開今，在傳承中創新，在闡釋中發展，把筆法問題講解清楚通透，對現代教育體制中的書法研究、書法教育、書法普及做出了重大貢獻。

       六、結語：北大書法所與沈尹默書法一脈相傳

       沈尹默先生在90年前創立了“北大書法研究會”，他從北大走出來而成為20世紀書法文化的開創者和實踐者。北大書法所一定要堅定不移地扛出沈尹默書法文化這桿大旗，秉承沈先生的書法精神，對書法文化進行研究，糾正時下書法界的歪風。北大書法所倡導的“文化書法”方針是：“回歸經典、走進魏晉、守正創新、正大氣象”。今天一些書家“守邪追新”很多，最後走進了斷路和絕路。而且，一個國家衰敗的時候，書法必然呈現破敗之象；反之，一個國家振興或大國崛起之時，書法必定是正大氣象。沒有文化的書法僅僅是技法的展現而沒有真正的生命力。那種僅僅張揚個性的奇思怪想的所謂反美學書法，同樣違背了書法的文化精神。如今書法申遺成功，表明書法是東方文化精神上的高邁境界——最能代表東方藝術和漢字文化圈的文化精神形象。我們應該倍加珍惜！

       季羨林先生説：“中國是書法的原創國，歐美的拼音文字一般不能成為專門的書法藝術，穆斯林國家的文字有畫畫的意味，但是仍然不能成為書法。弘揚中國文化，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弘揚書法文化，書法有實用和藝術功能，但更重要的是其還有文化傳承和生命陶冶功能。這是中華文化的獨特之處。北大應該堅持‘文化書法’的方向，不僅講求書法的典雅清正，而且要求書法具有深厚的文化意味。在我看來，以王羲之為代表的經典書法表達了中國書法精神中極為精緻的文化品位，是形式和內容的協調完美，應該成為大學書法教育的主流，在此基礎上，兼容並包而推陳出新。可以説，大學書法不僅是藝術更是文化，也是學者們對漢文字的美化和文化。”誠哉斯言！

       自沈尹默創立的北京大學書法傳統，可謂淵源有自，名家輩出。北大百年，書法實踐和理論建設上有著艱難而輝煌的歷史。北大“兼容並包”、“思想自由”、“學術獨立”的傳統和“以天下為己任”的愛國敬業精神，將切實地推動北大書法藝術教育與研究，並將為中國書法文化發展做出自己的貢獻。北京大學書法藝術研究所在新世紀之初成立，標誌著北大重新續接五四書法傳統的意向，確定了書法藝術學科，把書法藝術引入其教育體系和教育制度當中。北大書法藝術研究所的創作、研究和教育，將堅持自身的人文精神和書法文化特性，顯示出文化書法的精神風貌和特色。而北大廣博的文化思想資源注入當代書法藝術領域，對當代東方書法的發展有著不可忽略的意義。中國書法審美經驗不僅僅是中國的，而且是人類的；中國書法文化的可持續輸出，將使得中國書法文化走向世界而獲得書法文化復興！（來源：《浙江在線》，作者：王岳川  北大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北大書法藝術研究所所長，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