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才有很多老師都講到沈尹默先生生前、身後的事情，其中有一點，我很納悶，沈尹默先生生前，從20年代開始，一直被認為是中國當代書法第一。于右任是民國時期的一位大家，他認為沈尹默是科班，自己是“票友”。沈尹默先生北大任教時，北大三院的招牌也都是出自他之手。五六十年代，幾乎所有古籍類圖書的書名都請沈老題簽。可到了80年代後，對沈尹默先生的非議就多起來了，轉而對白蕉先生推崇備至。殊不知白蕉先生生前對沈老是非常尊敬，甚至他那一手飄灑的字也有沈老的引導之功。白蕉之外，當時受沈老影響的還有潘伯鷹、許伯建等人。白蕉先生做夢也想不到他身後居然成了沈老評價書法的“對立面”。所以我的第一個感覺是我們當代書壇的評價脫序了呢？還是民國那代人的眼光不行？這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晚清以來，碑學運動的興起，帶來的結果是書法正統價值觀的崩潰，書法藝術的評價體系有些顛倒錯亂，結果許多人在碑學的旗幟下把字寫差了。80年代以來，書法熱的興起，大量西方文藝思想的倒灌，結果造成書法本體的崩潰，把字寫壞了。在這樣的雙重衝擊下，對沈尹默書法的認識越來越混亂，認為“其俗在骨”。事實上，“其俗在骨”是陳獨秀在杭州看到25歲時沈尹默的詩稿，認為：“詩很好，字則其俗在骨。”沈尹默在《學書自述》中也承認：

       “這話初聽到，實在有點刺耳。但仔細想一想，確實不差，應該痛改前非，重新學起。於是想起了師愚的話，把安吾的《藝舟雙楫》論書部分，仔仔細細地看一番，能懂的地方，就照著去做。首從指實掌虛，掌豎腕平，執筆做起，每日取一刀尺八紙，用大羊毫蘸著淡墨，臨寫漢碑，一紙一字，等它幹透，再和墨使稍濃，一張寫四字，再等幹後，翻轉來隨便不拘大小，寫滿為止。如是不間斷者兩三年，然後懸腕作字，字畫也稍能平正。這時已經是29歲了。”

       其實，大家忽略了陳獨秀説的是29歲之前的沈尹默的書法“其俗在骨”。沈尹默自己也謙虛接受批評，決心“重新學起”。但這個“重新學起”指的是之前的書法，沈氏29歲之前的學書經歷是：

       “十五歲以後，已能為人書扇，父親又教我學篆書，用鄧石如所寫西銘為模範，但沒能夠寫成功。二十歲後，在西安，與蔡師愚相識，他大事宣傳包安吾學説；又遇王愚生（指王世鏜），他以一本《爨龍顏碑》相贈，沒好好去學；又遇到仇淶之先生，愛其字流利生動，往往用長穎羊毫倣為之，二十五歲以前皆作此體。”

       而且那時沈尹默那時已經在寫碑了，先取法鄧石如，再師包世臣法去摸索書法。寫得不好原因，尚難定論。但至少“其俗在骨”指的是早期的沈氏書法。那後來怎麼樣呢？他到北大指教後，“改寫北碑，遍臨各種，力求畫平豎直，一直不斷寫到1930年”。另外在《自習的回憶》裏則有更加詳盡的記述：

       “1913年到了北京，始一意臨學北碑，從《龍門二十品》入手，而《爨寶子》、《爨龍顏》、《鄭文公》、《刁遵》、《崔敬邕》等，尤其愛寫《張猛龍碑》，但著意于畫平豎直，遂取《大代華嶽廟碑》，刻意臨摹，每作一橫，輒屏氣為之，橫成始敢暢意呼吸，繼續行之，幾達三四年之久。嗣後得元魏新出土碑碣，如《元顯雋》、《元彥》諸志，都所愛臨。《敬使君》、《蘇孝慈》則在陜南時即臨寫過，但不專耳。在這期間，除寫信外，不常以行書應人請求，多半是寫正書，這是為得要徹底刷乾淨以前行草所沾染上的俗氣的緣故。”

       這段話説明了幾個問題，一是明確指出“其俗在骨”是“以前行草所沾染上的俗氣的緣故”；二是為了醫“其俗在骨”，花了十七八年時間專攻北碑，覺得自己“腕下有力”，再開始寫行草；三是他在陜南老家已開始寫北碑，“但不專”。這些自述，告訴後人沈尹默學書伊始，也是受時代影響，由北碑入手。學不專，得俗氣，再用北碑救治。時間長達十數年，毅力超人。後來，沈尹默的書法轉到“二王”上，“從米南宮經過智永、虞世南、褚遂良、懷仁等，上溯二王”，“遍臨褚遂良各碑，始識得唐代規模。這是重新改學後，獲得第一步的成績”。是什麼原因讓沈尹默在中年後轉到二王上來，他自己沒有明確説明。但從中年以後的行跡來看，隨著學書的深入，理解到二王是書法的正宗。再有的可能就是他發現長期寫碑而帶來的弊端，想用二王正統來規避之。所以他40年代後發表的有關書法的文章，都是圍繞著“二王”而進行的研究成果。

       沈尹默先生最大的貢獻是對書法筆法的梳理。沈尹默先生一輩子為梳理筆法在努力。為什麼呢？1940年11月18日，他在《張廉卿草稿跋》中指出：“昔人有言：古之善書者，鮮有得筆法者”。正是他這樣的立場，他一輩子就是在為做一個真正的書家而努力，為了筆法而花了他終生的精力。所以，他自四十年代開始就致力於筆法要旨的研究。1943年仲冬于成都寫成《執筆五字法》，辨明“五字執筆”與“四字撥鐙法”的區別。1952年撰成《談書法》，1957年在《學術月刊》發表《書法論》，進一步系統論述筆法、筆勢與筆意的關係。1962年撰成《歷代名家學書經驗談輯要釋義》，1963年撰成《二王法書管窺》，都是不斷探索筆法的研究成果。可以説，沈尹默的一生都在致力於筆法傳承與詮釋的工作。

       憑著沈尹默先生這樣的文化形象，完全可以做到巔峰的地位。為什麼晚年他會花那麼多時間去研究筆法？是因為他真正意識到書法筆法的失傳是非常嚴重了。還花了很多精力去做一些普及的工作，其實他有民族的責任感是使命感在裏面。因為當時的老先生們都感到書法後繼乏人，再不培養的話，就沒法跟日本交流。潘天壽先生在浙江美院開辦首個書法篆刻專業也是這個目的。兩位老一輩教育家的出發點是一致的。這是我們研究沈尹默以及那一代教育家中，要花很多力氣去認知的。沒有他們的篳路藍縷，就沒有後來書法事業的大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