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尹默窮畢生之力於書法創作之中，力學于漢、魏、晉、唐、宋、元、明百家之長，橫跨碑帖兩大派系。以一代大書家的經驗智慧，論及書學，則落實于用筆運腕臨習碑帖之道，不言玄虛之理。

       當清中葉以降，書人厭薄館閣流派，因以遷及二王虞趙董之體，尊碑抑帖之説，如日中天。民國以來，沈尹默以其遍習碑帖之經驗，作《二王法書管窺》一篇，評析二王書法淵源及成就異同，並提出如何學習王字的經驗談，可謂在理論及實踐中，繼承併發展了二王派系的行書藝術。

       一、 溯二王、重褚顏

       沈尹默自述學書過程,自幼從歐陽詢《醴泉銘》、《皇甫誕》等碑入手，二十五歲後，雜臨漢魏六朝諸碑，並精心臨習《大代華嶽廟碑》數年，三十五以後，遍臨褚遂良傳世諸碑，同時得見唐宋名家真跡，及故宮法書名跡等，眼界大開。並雲六十以後，始窺見前人一致筆法。于米芾七帖，得知下筆處為關鍵；於懷素小草千文真跡，玩其使毫行墨之意趣，明腕運之妙理：晚年溫習前賢書法理論，如右軍“左轉右側”之用筆，為書學不傳之秘。

       沈尹默學書不限于一家，且無任何先在之成見。早年亦曾“雜臨漢魏六朝諸碑帖，不以愛憎為取捨”。一如其《柬植之》詩云：“轉益更多師，俯仰四十年，藝精良近道，探珠龍在淵。”

       然而在轉益多師及不斷的筆墨點染之中，沈尹墨對中國書法史，有了透徹的了解，並對重要書家有一番自己的認定標準。

       沈尹墨在《談談魏晉以來主要的幾位書家》時雲：“近代通行之楷行，自覺以鐘繇為祖，而羲之繼承之，今以流傳之鐘帖，大概為臨寫本。故只好從羲獻父子説起。羲獻父子，師法鐘繇，加以改革，而目一新。褚遂良承接二王之業，兼師史陵，參以己意，乃創立唐規模，傳授到了顏真卿，更為書法史開闢了一條嶄新大道。故敘述楷行以及草書的書家，必須首先著重二王及褚顏四家，才能使學者明了歷代書法演進的軌轍。”

       沈尹默著重二王及褚顏四家，可知其以楷、行、草為中國書法藝術之正宗，其間對篆隸則少論及。曾雲：“四體寫得一樣好的書家，從古及今是很少很少的。這不是沒有理由。因為篆、隸、楷、行，究竟是四種迥然不同的形勢，各有所尚，很難兼擅，……八法是為今楷設的，其筆勢不但要比篆體多出許多，也比隸體要多些，楷書自然可以取法篆筆的圓通，也可以取法隸體的方峭，然斷不可拿來直接使用，還得要下一番融會貫通工夫，始合楷法，……。”

       沈尹默並不以為要順書法史之發展，先篆隸，再學行楷，原因即在四體之筆法、筆勢皆不同。

       沈尹默一生致力於楷、行、草，並且博采眾人之長，對書法家，則存著通變的評鑒標準。通者，能領悟千古一心的筆法之道；變者，即能創造新的法度規模，開新局面。沈尹默對於二王及褚顏的推崇，正出於此通變的角度。沈尹默曾雲：“凡是學書的人，首先要知道前人的法度，時代的精神，加上個人的特性，三者必須結合起來方始成功。”所謂“前人法度”即指筆法。又雲：“羲之的成功，是由於潛心師古，得到了古人真正書法，運用這些法則，來創造自己的新體，就是篤守其不可變的——筆法，儘量變其可變的——形體。”

       而右軍如何變造新體呢？沈尹默引述張懷瓘《書斷》，敘述右軍學書之歷程，在於能“剖析張公之草”、“損益鐘君之隸”、“運用增華”、“精研體勢”，所以“能增損古法，裁成今體”。《書斷》雲：“開鑿通津，神模天巧，故能增損古法，裁成今體……然剖析張公之草，而穠纖折衷，乃愧精熟，損益鐘君之隸，雖運用增華，而古雅不逮，至精研體勢，則無所不工，所謂冰寒于水。”

       沈尹默認為羲之書法“兼撮眾法，備成一家”，能為萬世宗師的原因，在於他能將平生博覽所得的秦漢篆隸各種不同筆法妙用，悉數融入于真行草體中，形成融合時代精神及個人特性的風格，也奠定魏晉行草書的新典範，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而子敬則精於草法，得與其父並稱“二王”。沈尹默雲：“初由其父得筆法，留意章草，更進而取法張芝草聖，推陳出新，遂成今法。”並引張懷瓘《書議》詳析，子敬在於能“窮偽略之理”。偽者，謂不拘六書規範；略者，省並點畫屈折，而“極草縱之致”，所以，“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於草，開張于行”，于“筆法體勢中，最為風流者也。”

       沈尹默雲：“子敬耽精草法，故前人推崇，謂過其父，而真行則有遜色，此議頗為允切。”

       二王風格不同，然各領風騷，從書跡中觀察，沈尹默指出右軍用內擫，大令用外拓。沈尹默雲：要用內擫法，先須凝神靜氣，收視反聽，一心一意地注意到紙上的筆毫，在每一點畫的中線上，不斷地起伏頓挫著往來行動，使毫攝墨，不令溢出畫外，務求骨氣十足，剛勁不撓，前人曾説右軍書“一榻直下”，用形象化的説法，就是“如錐畫沙”。

       內擫之功，在立定基礎，而較嚴謹含蓄，欲顯自然物象之奇，則發展外拓。沈尹默雲：“外拓用筆，多半是在情馳神怡之際，興象萬端，奔赴筆下，翰墨淋漓，便成此趣，尤于行草為宜。知此便明白大令之法，傳播久遠之故。內擫是基礎，基礎立定，外拓方不致流於狂怪，仍是能顧到”纖微向背，毫發死生”的妙巧的。外拓法的形象化説法，是可以用“屋漏痕”來形容的。”

       二王在內擫及外拓上書風之差異，亦使後人在學習上得以博採眾長。沈尹默以為會通之道，在於腕運之理。沈尹默論書詩云：“落筆紛披薛道祖，稍加峻麗米南宮。休論臣法二王法，腕力遒時字始工。”又雲：“無論內擫外拓，這管筆，皆非左右起伏配合著不斷往來行動，才能奏效。若不解運腕，那就一切皆無從做到。”

       沈尹默評析二王書風，仍不忘落實于執筆運腕之理。

       沈尹默對二王之推崇，由郭沫若引起之蘭亭序真偽論爭中，亦可見一端。詩云：“沙門且莫喜洋洋，禊貼仍歸俗姓王。萬卷枉經今日眼，千金惟買古時方。不勞文外尋矛盾，且聽人間論短長。卻怕謝公批札尾，何來鼠子敢跳梁。”按“沙門”指依規出家修道之人，此指隋僧智永。郭沫若《由王謝墓誌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一文，認為《蘭亭序》是偽跡，並以為依託于智永，沈尹默以調侃之語氣否定此説法，並肯定《蘭亭序》仍為王羲之所作。對於郭沫若紛紛在書籍碑帖中找論據，著其張目，以為不足信。又雲：“蘭亭聚訟鬧洋洋，今日連根鏟大王。虞寫褚臨都是幻，鼠須繭紙定何方。隸行異代殊妍質，碑簡分工各短長。二篆八分相遞讓，不然安見宋齊梁。”此四句寫《蘭亭序》之論爭，否定了羲之所作之事，及唐虞、褚的臨本。後四句從書體演變説明，商周大篆和秦代小篆、漢隸等，逐步為新興書體所取代，而行書在漢末已漸次萌芽，至六朝已臻成熟。“論戰何分南北洋，更無人事涉張王。交鋒專對《蘭亭序》，卻病多求海上方。胸有疑團文脈亂，言符事實理由長。誠然好辯原非惡，軻也棲遑枉論梁。”在此詩中認為《蘭亭序》之論爭，並不依循筆法結構來分析，而專從迂闊無邊的史料上求證據，猶治病不治其根，而求於海上方。所以“胸有疑團”，難免證據不足，文章紊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