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沈尹默，人們已經談論得很多了。

       然而這裡所要討論的，不是沈尹默的書藝成就及其美學特徵，也不是他的書學思想和教育主張，而是要從這些近年來持論不一甚至截然相反的爭議中，提出一個更深一層的認識：沈尹默意義。

       沈尹默意義，也即是由沈尹默在中國現代書法史上的貢獻和作用所産生的。這固然同他的藝術創作和學術研究都分不開，卻又並不完全是一回事。因為這不是喜不喜歡他的作品，同不同意他的觀點的問題，而是一個客觀存在，不管今天人們站在什麼角度評價沈尹默，也不管他的書法作品和書學思想中實際存在著多少不足之處，都無損於這樣一個基本事實——他是本世紀以來中國書壇上最為舉足輕重的人物。

       大家知道，沈氏的主要藝術活動，是在“五四”前後到六十年代中葉約半個世紀左右的一段時間內。在中國書法史上，這是一個相當黯淡的時期。漢唐時代的光輝業績已經黯然隱去，而現代書學熱潮的洪波巨浪尚遠未掀起。在這樣一個沉悶的年代裏，在一塊已佈滿前人足跡的土地上，沈尹默開始了他、的耕耘和探索。

       今天，我們從作為一名書家的基本要求看沈尹默，他所走過的臨池學書、集古成家之路，似乎並不比歷史上哪怕是普通的書人更為突出；他的作品如果同漢唐書史高峰上那些絕跡天機的巨子們相比，也不免使人有黯然失色之感。但如果我們透過這些表面現象，認真地檢視一下那些由沈尹默通過親身實踐而為書法發展所設立的路標和界牌，並聯絡此前此後尤其是近十年來的書壇動向，便會發現蘊含于其中的深刻意義。

       在中國現代書法史上，沈尹默是第一個對傳統書學方法主要是筆法進行認真的清理總結工作的人。一部《沈尹默論書叢稿》，便是沈氏的書學方法體會和他對前人書學經驗的總結和闡釋。在書學興盛的今天，這項工作似乎人盡可為，但在沈尹默時代，卻具有拓荒意義。它是形成今天全國書學燎原之勢的一顆火種，它是通向現代書學理論大廈的一段引橋。也許這項工作並不完整，也許這其中的所有內涵也未必完全精確，因而它至今還受到來自各方面的詰難，然而這一切，卻無法掩蔽其具有的珍貴价值。

       這是一項書學基礎理論的建設性工作。在中國古代，筆法向被視為不傳之秘。《法書要錄》中的《傳授筆法人名》篇、盧攜的《臨池訣》、劉有定的《衍極》都記錄了古代筆法一線單傳的狀況。這一類記錄雖然過於玄虛，甚而有些純屬是大言欺世的無稽之談，但作為一種對於封閉社會形態下文化藝術發展現象的揭示，仍然不乏其認識作用。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一方面，筆法及其實質被不斷地抹上一層層的神秘色彩，被視為是人為不可及的神遇，從而成為少數貴族的壟斷品；另一方面，那些散見於歷代的大量有關論述，儘管其中不乏精義，卻由於未經梳理，被人為地搞得歧義橫生，甚至自相矛盾。沈尹默深切地感受到過這種無緒狀態對於書法藝術進展的阻礙，他在青年時代起，便在一條四顧茫然的書學路途上開始了他那無依的摸索，他曾不止一次地感嘆過他所走過的彎路和碰到的曲折，他希望這種局面不要再見於未來的青年。正是出於這樣的基因，在沈尹默的書學思想中，關於書寫方法方面的論述，佔了極大的比重。他挾數十年臨池功力，根據自己出入碑帖的經驗，在廣採前人論見的基礎上，經過了反復比照、分析、選取，小心翼翼地在佈滿鹿砦的崎嶇山道中鋪設了一條可供後人立足的書學途徑，只就這份衣被天下的拳拳之心，便是他以前任何一代書人所無法攀比的。

       沈尹默把其對書法藝術研治的目光重點集中在筆法方而，固然是他甘苦所在，學有心得，但是對於中國書學的進展卻産生了連他自己也意想不到的深遠歷史意義。這是歷史機遇與時代需要的作用，但是只有沈尹默，或者具備像沈尹默這樣身兼多種主客觀優勢的人，才能適應這種機遇和需要的選擇。在中國現代書法史上，沈尹默是最有資格作這項工作的人，沒有人像他那樣對碑和帖作過如此深入的研習。為了説明糾纏于其間的一些問題，我們必須對清代碑學興盛以來的有關問題作一個簡略的剖析。

       碑學，康有為又稱作今學，是針對帕學之弊而興起于道光以來的書學。它産生於清代科舉制度積弊叢生的時代，正如《廣藝舟雙揖》所雲：“物極必反，天理固然……蓋事勢推遷，不能自己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從書法藝術發展的角度看，碑學的興盛對於突破“館閣體”的束縛，開拓人們的視野，活躍藝術空氣，都産等了不可低估的作用。關於這一點，近現代以來的書論家們已經不止一次地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但是矯枉過正，在碑學倡導者們的意識裏，在碑學風氣所及的範圍內，同樣潛藏著一種新的偏面傾向和弊端，它將從另一方面對書法藝術的發展産生不良的影響。面對於這一點，不僅在沈尹默時代，而且直至今天，在相當大的範圍內，人們依然缺乏對它的應有正視。

       當代書界巨子沙孟海先生在這一系列問題上是獨具慧眼的。他在深刻分析了碑學興盛的原因及其歷史功績後，指出了碑學發展中掩蓋在新型旗號下的兩個偏面傾向；1、“凡碑皆好；2、無視帖學的優秀傳統與成就。由這兩種傾向引起的一個問題，那就是學者往往拘泥于形而黯昧于意，從而帶來筆法上的困惑和破壞，沈尹默在他所處的那個時代，雖然還沒有來得及對此作出全面系統的論述，但是在他那些片言只語之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已敏銳地捕捉住問題的實質的智慧火光，而且他還通過他的實踐，對於糾正這種偏向付出了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