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書壇上有兩個人物是我們提到近現代書法史時無論如何也繞不過去的，一個是于右任，另一個便是沈尹默。前者由於眾所週知的歷史原因及客觀地理環境上的間隔，儘管目前已經有了越來越多的研究者與追隨者，但似乎還不及後者對當代中國書法所具有的持久的影響力，而沈先生則以學者、詩人、書家的身份出現在本世紀的大部分歲月裏，經歷了中國近現代史上最充滿痛苦衝突的各個時代，直至解放後以專一的書家形象對創立第一個專業書法團體——上海書法篆刻研究會，重振這門傳統藝術又起了重大的歷史作用。

       在那荒唐的歲月裏，老人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與悲慘結局，都不僅僅是沈先生個人的不幸，也是那個時代的不幸，更是中國書法的不幸。五六十年代，沈先生書法曾經風靡一時，而在八十年代書法大熱潮中，卻聽到過有這樣一些議論，説他的書法“不符合現代書法的發展要求”，“為法所縛，少靈動，少個性”云云。問題不在於對沈先生是否可以議論，而在於這種議論是和當時書壇上的一股漠視傳統，以筆法、法度為束縛的思潮緊密相連的。然而當代書法經過十年的發展，人們開始站在整個書法發展史的立場上，重新審視沈尹默書法與二王書風了，如在結束不久的三屆書學討論會上的一些論文中，已見端倪。可以毫不誇張地説，沈先生身上濃縮了近現代中國書法沉重的投影，作為一種特定的歷史文化現象，我們以為，將沈尹默現象與二王書風並列地加以考察，會使我們對當代書法有更清晰的理解與認識。

       可以説，當代中國對書法還仍然處於清代碑學思潮的籠罩之下。由於清代碑學興起的原因主要是對傳統帖學發展過熱的一種反撥，這作為一個文化現象是無可厚非的，但在創作實踐上儘管清代篆隸及印章出了鄧石如、吳讓之、趙之謙、吳昌碩等大家，但在行草書體的創作上卻沒有出現像米芾，王鐸式的大家，因為碑學的筆法是以“遲、澀”為主格調的，這與行草收用筆的“流動、靈便”是兩個相反的走向，於是近現代書家開始重新思考帖學與碑學的各自優勢，苦苦尋找各自的突破口，如沈曾植，王蘧常、高二適高古一路的章草書體，謝無量刻求個人風韻的“孩兒體”，弘一法師以其深厚的北碑功底，化成掐頭去尾、毫無火氣的僧人書，以及于右任晚年融碑帖一爐的草書，直至沈尹默、白蕉、林散之等帖學一路的行草書，而沈尹默先生則是其中旗幟鮮明地提倡晉唐風韻，強調傳統筆法的有力鼓吹者與實踐者。他以其一系列論著如《二王法書管窺》、《學書叢話》等及其中晚期的創作實踐，都明確地表明了他的立場，可以説沈先生是清代以來在理論與實踐上全面回歸繼承二王書風的第一 人。儘管由於他晚年高度近視，幾近於盲，無法看清自己所寫出來的作品，使他的創作實踐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也影響了他向更高的藝術高度攀登，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即使如此，他晚年的作品又何曾是什麼“少靈動，少個性”呢？在現代書壇上他是一位當之無愧也抹煞不了的書法大家。至今能企及他的也還不多。但他的意義還不止於此，而在於他對書學的深入研究，在筆法問題上作出了系統的闡述和“取法晉唐”的創作態度。

       因為中國書法作為一門深邃的抽象藝術，其最高的審美價值就應在於歷代文人所嘔心瀝血創造出的大批法書之中，在於筆法的豐富美妙上，而眾多的摩崖造像，石刻經書所具有的素樸的自然美，與其説是源於自身的魅力，倒不如説是悠遠的時光給它披上的一層神秘幽深的面紗，而在寫時當時的人們看來，這些大多不過是一般的俗書而已。中國書法自漢末魏晉基本完成字體的演變之後，便沿著二王所開闢的帖學大道 ，依照自身特有的客觀規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地前行著，在二王那兒又逐漸分出二個風格相異的帖學流派，平正一路的有智永，虞世南，禇遂良，蔡襄，趙孟頫，董其昌；欹側一路的有顏真卿，米芾，傅山，王鐸等。從某種意義上説，一部狹義書法史歸根到底也就是二王書風的流變史。傳統的用筆法在這一體系中經歷代書家的遞次努力而逐漸豐富、完善，成為學書人的不二法門。自清代出現的對二王書風的反叛，並不在於這一帖學體系自身的生命力已枯竭，而是有著深刻的歷史文化背景和社會因素的。值得注意的是，傳統的二王書風幾乎歷代都有一次大規模的回歸運動，如“欲存王氏典刑，以為百家法祖”的智永和尚，初唐歐、虞、禇、薛四家對大王書法的全面繼承，疾呼“不入晉人格，輒徒成下品”的米顛，強調用筆第一的趙孟頫，提倡“書不宗晉，終入野道”的王鐸，也正是由於歷代書家對二王書法的回歸，才造就了他們對二王的超越。而沈尹默先生的行草書創作可以説是在超越有清一代的基礎上，又一次對二王書風的耐人尋味的回歸。書法史上二王書風的這幾次回歸，都不是一種偶然的現象，而正是中國書法螺旋形發展的客觀規律，沒有了回歸，可以説也便沒有了中國書法的發展。

       可惜的是，當代書法熱興起時由於正處於一場災難以後，其環境就像病後營養不良。它一方面吸引了大批的愛好者，迅速地壯大了隊伍；另一方面卻由於其中部分參與者素質不夠，甚至有些人是抱著趁熱鬧的態度參與進來的，真正能靜下心來探索藝術的人卻很少，書家名銜滿街走，其中真正能當之無愧者，卻並不多。表現在創作方面，便是大量的作品，連基本的用筆方法也沒有過關，隨意割裂字形，只求粗野、狂怪，其極端就是所謂“現代書法”。“現代書法”明顯受到西方現代思潮與日本“前衛書法”的催化，它摒棄傳統與書法藝術的基本規律，巧涉丹青，工虧翰墨，集中地暴露了某些人的浮躁心態。但這卻提供了一個與沈先生的理論與實踐完全相反的參照係。兩相對照，是值得人們深思的。

       書法藝術要發展，當代書法要超越前代，就必須盡可能充分地汲取前人留傳下來的豐富的經驗，成功的技法，從而發展創造，達到一個新的高度。這也是時代賦予我們當代書法工作的責任。（來源：1991年第一期《書法》，作者：曹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