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人：肖文飛；被採訪人：王家新

       時間：2005年10月28日晚；地點：王家新工作室

       肖文飛（以下簡稱肖）：首先，您是學財經的，是一位官員，然後又是一位書法家和詩人，可以説您身兼幾種角色。您是如何處理它們之間的關係的?

       王家新（以下簡稱王）：我一直想找機會申明一下，我是先寫字、寫詩，後學財經、進入國家機關工作的。我六歲開始練習書法，搞個展的時候還是個學生。1990年第十一屆亞運會，我捐了八十幅作品，寫得不好但是捐得挺多的。2000年當選中國書協理事，我三十三歲，是年齡最小的，當時有爭議，一位老先生幫我解釋説，不能只看年齡，他寫字都快三十年了，算是“老”書法家了。

       對文化藝術方面的了解，使我在工作中常能事半功倍，更好地為文化事業發展服務，同時在工作中，又增長了知識和見聞。在許多大博物館，能看到珍貴的書畫文物，好東西養眼，識見滋養心靈，心靈又決定手，積澱多了，對創作很有幫助。因此我常懷感激之情，要把所知所學貢獻給黨和人民，這是心裏話。

       我辦公室沒有毛筆紙墨，在辦公室很少談書法、詩歌，公務和愛好是絕對要分開的。在正式場合，我常常要正襟危坐、不茍言笑，而在業餘時間，我儘量卸下這份沉重，輕鬆一下。我和朋友租了一個倉庫，改造成這間工作室，很簡陋，很便宜，但面積很大，離家也近。我經常外出，用得多的倒是書畫界的一些年輕朋友，不管我在不在，他們可以隨時來，又寫又畫。這是都市裏的村莊，下了三環路就進“村”了，北京現在似乎很少有這樣的地方。夏天的晚上，路邊全都是烤肉串的，燈光昏暗，寫完字以後，我就和朋友們出去，吃肉串，喝啤酒，閒侃。我愛人説你俗不俗啊!我説不俗，我到哪都得端著，在這兒我自由，沒人注意，我要的就是一種感覺，放鬆、快活。

       肖：您從事教科文財政工作，您一定會和很多老先生打交道，能説説這方面的情況嗎？

       王：的確接觸了許多老先生，比如趙樸老(趙樸初)、啟先生(啟功)等，他們的學問、修養以及超凡的人格魅力都深深感動著我，使我受益匪淺。

       趙樸老在北京醫院住院時，我去看他。樸老是大學問家，大書法家，他在病床上看我的字和所謂的詩，看了很久。他説：小王，你閱歷挺豐富的，走了這麼多地方，詩裏都寫出來了，你要珍惜這份閱歷;你的詩有些問題，比如韻腳、平仄，需要加強，你們北方人有語音上的先天不足，不曉得古音;你要寫下去，現在也許不夠好，但只有堅持寫下去，將來才會更好，尤其是對於一個書法家來説，不寫詩，很麻煩。他最後説了一句話，你是1967年生的，我是1907年生的，我比你大了一週甲，你要珍惜呀，要努力啊。我回家愣神了幾天，和樸老接觸，如沐春風，如對高山，那真是一席話勝讀十年書，至今激勵我永不懈怠。

       去年有關部門鑒定清理“文革”後查封的文物，我也在場。啟功先生看一部拓本時不停地説：好啊，好啊!明拓呀！後來突然發現拓片空白地方有一個小印章，康生的，啟老調侃：哎呀，“康老”也懂行啊！有學問吶！又問旁邊的傅熹年先生，“熹年，你説這個帖子是誰家的?”“不知道。”“是你祖上的，藏園的!”一看有個鐵線篆“藏園主人”的章子，抄家時給拿走了。啟老又指著一本何紹基的冊頁説開了，這冊子原來是誰誰的，清末又被誰誰收了，後來叫大軍閥拿走了，後來賞給誰了，這就是鑒定界的“掌故派”，非常厲害，活國寶。後來，我在自己的新詩裏，記錄下了那天下午的陽光，還有老先生們的笑容，豁達、平和、清澈、透亮，如同面對魏晉的士人。和他們在一起，你可把世俗的一切都拋開，那是對心靈的洗禮，是無法抹去的永恒記憶。

       所以啟先生去世的時候，我感覺不只是一個人去世了，而是一個書法時代的終結，那一代人，把書法與學問結合得那麼好的，以後很難再有了。先生遺體告別那天，我心裏空落落的，特別傷感，在靈堂外站了三個多小時，最後向老人家鞠躬，雖然應該説是喜喪，但我還是淚流滿面。啟先生説話時那種姿態、那種眼神、那種調侃的語式，經常浮現在我的腦海，回蕩在耳旁。啟先生最後的日子，經常挂著個尿袋兒，扶著個推車----就像現在小孩的學步車，我們進門，他站起來抱拳作揖，然後又迅速扶住推車的情景，我一輩子也忘不了。記得徵集《研山銘》時，他對我的領導説，“我擁護政府，感謝財政部，你們有眼光，功莫大焉，我給你們鞠個躬。” 這個大禮誰能受得起？這是先生對黨和政府重視文物的肯定，那場面真是太感人了。

       去季羨林先生家，向老人家請教，季老説：您是書法家，字寫得好;我也喜歡書法，但我寫得不好。我説，您寫得不是一般的好，您是大學問家，他説：我不是學問家。聊到高興處，老先生就牽著我的手説：我領你到別的房間看看。在另一套房子我看呆了，一排一排的櫃子，都是線裝典籍，很多書都夾著紙條。季老説自己沒學問，只是研究些梵文，研究東方學，謙虛到讓人肅然起敬，讓我輩無地自容。

       跟這些老先生接觸，我們的閱歷、知識、做人，簡直是天上地下了，原來我曾自負，也曾輕狂，覺得這般年齡，能寫詩、寫字，了不得，想來真是汗顏，慚愧得很。我發現了一個規律，越有學問就越謙虛、越平和，從外表你看不到光焰了，因為他們已經歸於平淡、質樸，到一種境界了。

       肖：您1989年畢業于東北財經大學，是第一個在校大學生舉辦書法個展的。

       王: 我沒有查證過，所以我不敢這麼説。我十三歲獲獎，十九歲第一次展覽，然後是二十四歲第二次展覽。1989年大學畢業前的那次個展可以説決定了我後來的生活，具體細節這裡就不多説了。總之是不足挂齒的事情。

       肖：您的書法啟蒙老師是你的父親？

       王：是的，我那時候還不認識幾個字呢。父親每天在報紙的左邊寫“毛主席萬歲”、“為人民服務”等簡單的詞，寫柳體，我要在空白處補滿，每個字大概寫十遍，晚上交卷，就是這樣起步的，很煎熬，不情願。後來是我的歷史老師陳錦楓先生，福建人，字寫得漂亮極了，對我影響很大。還有王廷風先生，是鞍山書協主席，他師法于右任，我非常感念先生。1987年去拜見沈延毅老，當代寫魏碑到達他那種境界的幾乎沒有，對沈老的研究和認識還很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