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11年12月20日；地點：北京王家新工作室

       縱觀歷史上在文學藝術方面有大成就者，除其在所成就的專業上具有高超的技法外，于政治、社會等人文類科學乃至自然科學皆有深厚涵養；同時他一定關心社稷民族、關心庶民百姓、關心天地宇宙。識其大而養其厚，其作品才可能具有深刻內涵，直搗人的靈魂。書畫家的襟抱學養最終將決定其創作成就的高低。技，易；道，難。道在學養，學養的差異有如花盆裏的土與大地之土，盆中土所生出之木必有限，因其養份少；大地之土方可生長出參天大樹，緣其厚。

       王家新先生自幼研習書畫，具備很好的筆墨功力。而從本科到博士所學者乃財政經濟，其學養涉及到哲學、歷史、政治、經濟、文化……如此之學養化于筆端，則其字即不觀亦可推知也。

       張公者：我知道您每天都會抽時間讀書，無論工作多麼繁忙。

       王家新：我想這是一種情結了，我曾把讀書和寫字作為一種生活方式，藝術生活化、生活藝術化，“詩意地棲居”吧。

       張公者：一個人的學養最終決定著其藝術創作所能達到的高度。一個不讀書的人，作品中就會缺少文氣、書卷氣，也往往會流於淺薄與匠俗。一位朋友講：人在30歲之前基本的世界觀都已經形成了。而30歲之後，人與人之所以又有不同，有的人境界在提高，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讀書。讀聖賢之書、讀經典之書，讀哲學、讀史學、讀文學。中國古哲先賢莫不如此。

       王家新：中國傳統文化、傳統藝術確實與西方有不同，比如古琴，小的時候不懂，過了“不惑”，才明白古琴是彈給自己聽的，它的境界是“不為悅人而悅己”。只五根絲弦卻不單調，是一種生發、排遣，是心緒的抽繹、靈魂的縈繞，直指內心，不需有聽眾。而鋼琴、交響樂便適合被聆聽，即使天才的肖邦，也需要在貴族們的廳堂、在情人的注目裏“炫技”，用手指的舞蹈博來掌聲，那麼二者誰高誰低？無需回答。比如深夜裏閱讀典籍，如果只當做獲取知識的方式便有些單薄了。我理解“慎獨”不單指品德操守，也指一種私人生活方式的堅守，閱讀生活便是一種狀態、一種修為。中文典籍那柔軟的宣紙質感、微黃的色澤、特有的書香，短暫的人生會因之變得從容豐盈，生活工作中的不如意便會因之消弭、疏離。這份歡愉無法言喻，當成為習慣，便是一種癮、一種癡，可入定、可清狂。這種狀態不是消極遁世的，是積極快意的，“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自得其樂便好。

       張公者：您剛才的一番論述，表明了一種信仰，這種信仰可以轉化成無窮的力量。信仰，是崇高的。

       王家新：我們這代人生命的最初背景是“文化大革命”，成長和求學的背景是撥亂反正、改革開放，工作和生活的背景是世紀之交、民族復興和市場化、全球化。“文化大革命”時期可能是中國人最無敬畏、無信仰的階段，“人定勝天”是對自然的蔑視，“破四舊”、“批孔”是對民族、歷史以及文化傳統的輕賤和決裂，儒、釋、道等宗教意義上的信仰空前滅寂。如果講信仰，只有對毛主席的信仰，銘心刻骨、執著虔誠；如果説崇高，是一種基於革命理想的崇高，浪漫而純粹。缺乏理性的盲目信仰、缺乏思辨精神的崇高，會使一個民族跌入偏執、迷信甚至癲狂的境地，因此説那十年是浩劫、是國家民族的災難。但如果以大歷史的視野審視，那個年代的生活也因著一種精神的力量、信仰的力量而生發出一份純粹、昂揚和崇高。我看過我父母（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老照片，他們的鬢髮、面龐、衣著都整潔利落，尤其是眼神，洋溢著滿足、幸福和對未來的嚮往。我想，一方面是因平等、公平的階級秩序對物質生活匱乏的消弭，更重要的可能是高於物質生活之上的精神力量的反映，是激情燃燒歲月的傳神寫照。

       張公者：那個年代人們活在精神中，在那個年代也是圍繞著領袖在進行文藝創作。

       王家新：由此我想到一位外國美術史論者的一種判斷，他説，20世紀最偉大的藝術作品在中國，藝術家們以對他們的領袖、對中國共産黨的無限熱愛和宗教般的信仰，創作出一大批美術或舞臺藝術精品。我翻閱了建國以來的美術畫冊，重新看那些現代京劇、電影，感覺他的判斷有道理。當時的藝術作品，拋除極“左”思想不論，也有許多可取可貴之處。

       張公者：偉大的藝術作品一定具備深邃的思想，很多偉大的藝術品是歷史的記錄。當然，偉大的藝術品一定是具備高超的技法，這是前提。20世紀是人類發生重大轉變的時代，中國更是如此。在美術創作上，出現了具有歷史意義與高度的畫家與作品,像齊白石、黃賓虹、徐悲鴻、潘天壽、李可染、林鳳眠等等。您談到“文化大革命”時期一些作品，它們的“純粹性”不容否認，沒有受到今天的市場與金錢的“干擾”。

       王家新：當下藝術遭遇市場和金錢，藝術家面臨新的挑戰和考驗，這對他們而言是殘酷的、煎熬的。很多人在為生計、名車、豪宅奔波，書畫家的潤例以平尺論，一手交錢、一手交貨。

       張公者：藝術和經濟的關係，是由來已久的話題，也是觀照藝術作品的一個角度。

       王家新：藝術經濟早已有之，從唐代碑志書丹，元趙孟緁為寺廟寫經，明吳門沈周、唐寅、文徵明、仇英取費描繪莊園庭院、人物寫真，還有最具代表性的“揚州八怪”，以大運河沿岸漕幫鹽幫的商人為“衣食父母”，就是李漁説的文人“打秋風”。你附庸風雅，我按勞取酬，雙贏兩得。利益驅動也能出精品，但我可能太理想主義或極端了，我還是認為好的或純粹的藝術，是要發于內心的，一定是主動式的傾訴宣泄，像文藝復興時期宗教題材的穹頂畫，像生前只賣出一幅作品的梵高的繪畫（唯一的買家是他的哥哥），才能求得來世名，而不是“現世報”。我們頂禮膜拜的《蘭亭序》、《祭侄稿》、《寒食帖》，乃至《奉橘帖》、《喪亂帖》、《韭花帖》、《自敘帖》，這些並不只是精品，更是經典。言其珍貴，不僅因為年代的久遠，更重要的是創作動機的非功利性。它們是往來信札、詩文手稿，雖然內容是家常瑣事、個人際遇，卻無世俗氣、煙火氣、銅臭氣，不諂媚、不平庸、不浮華，純粹、感人，堪為典範。能讓我們千百年後在閱讀研習之際，感受他們的歡娛苦痛、聆聽他們的長嘯輕嘆。

       張公者：古人也有潤筆，但他們還保持自己的藝術底線，文（徵明）、沈（周）、唐（寅）、仇（英）也賣畫，但他們的畫格並未降低（仇英的繪畫，可能有“通俗”的地方，並非因為“賣畫”，是他自身學養的問題）。但是到了“揚州畫派”，就有了大的改變，好畫不多，應酬的東西太多了。董其昌也如此，買字畫的多，就有應酬，甚至代筆。另一個原因是，買畫者的欣賞水平也會影響畫家的創作，買者不懂，品位低，畫家若要迎合其口味，自然就降低自己的格調了。不是賣畫的錯，是沒能堅持品格。

       王家新：以“當下”論，“拯救”藝術高貴品格的辦法或思路也有，比如“供養制”。宋代畫院體制下，院體畫家的畫作是“皇家”的奢侈品，因此“政府的國庫”要養人，宮廷畫家衣食無憂，使藝術得以相對純粹。有人反對畫院體制，其實對傳統藝術，公益的、高雅的藝術，極少數的頂級藝術家還是要“供養”的，關鍵是要有什麼機制、養什麼人、怎樣養。另外是“基金”資助體系，再有梵高似的藝術瘋子、癡人兼天才，就要資助，別讓他自己去走市場變成了“正常人”，讓他們去創造去追求“來世”的藝術。再從市場經濟論，要發展“畫廊業”，建立藝術品經理人制。把藝術品生成、創作和經營隔離開，帶上“白手套”，藝術家不參與經營活動，只談藝術不言利，活得簡單些、純粹些、超脫些，真正的藝術家應如嬰兒狀，有赤子之心。天天跑場子、點票子、傍官傍商，都會“非正常死亡”，難有傳世之作。

       張公者：如您所言，“供養制”、“基金”資助以及發展“畫廊業”，這些舉措的確也會起到一些作用，對提升當下藝術創作的品格，具有“拯救性”。但是，在實施這些舉措的時候，卻也不免會有一點痛楚，甚至是疑慮。

       王家新：當然，這些即使做到了，也不過是權宜之計、是一種維護和補救。我骨子裏有很深的“唯藝術論”，我認為根本就不應該有“職業作家”、“職業書法家”之類的稱謂。王羲之、王珣、柳公權、蘇東坡都不是以書法為職業，《桃花源記》、《岳陽樓記》都不是“職業作家”的手筆，卻都成為千古絕唱。論“職業”，就變成社會大生産中的一種“工種”了，與生活生存有關，與偉大經典藝術作品的誕生背道而馳。

       張公者：顏真卿、蘇東坡都不是“專業”的書法家、作家，而就是他們留下最偉大與“專業”的作品。一個不關心國家、不關心民眾，不懂得生活，沒有閱歷的人不會創作出偉大、深刻的作品。

       王家新：學養包括學問、見識、人生閱歷、江山閱歷、氣宇格局、志向操守等，其實精湛的技法本身也是藝術家必備的學養、素質。對書家而言，沒有技法方面的基本素質，學問知識再豐厚、學歷再高也沒用，就像有些碩士博士儘管專業素質不謂不高，論寫字可能還不如少年宮裏學書法的小學生或初中生，這麼説有些偷換概念了。就書畫家論，其知識學問背景應該是中國傳統文化體系，是所謂“十三經”體系，極言到民國時期“狂人”黃侃所説的“八部之外無好書（皆狗屁）”，他説的“八部”是《周禮》、《史記》、《毛詩注疏》、《昭明文選》、《漢書》、《説文解字》、《爾雅》、《周易》，是詩、書、禮、易的核心，雖然是驚人之語，也有他的邏輯道理，眼光也獨到。説到這個知識體系，有人説書法史上的大書家都是大官，王羲之是右將軍且不論，顏真卿、柳公權、歐陽詢、褚遂良、虞世南、蘇東坡、蔡襄、趙孟緁、王鐸、黃道周、劉墉，最小也是鄭板橋“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有宰相、大學士、禮部尚書、皇帝的大秘書，甚至包括唐太宗、唐玄宗、宋徽宗等帝王書家。